第四章不败之地

血之中时，这个国家才可能是充分民主的，也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这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成都之所作所为，正是体现了这两个“尽可能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做不可”

    实际上，只要大家都像成都这样不嫌跬步，不弃涓流，从点点滴滴做起，国民的政治素质就会提高，社会的民主意识就会增强，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巩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双效益。

    五、一剑下青城

    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成都的故事是齐头并进的。就在“再造生机”和“夯实基础”的同时，他们也在“突出重围”或者说，在依靠科学来解决难题。这里说的“科学”就是“科学发展观”；这里说的“难题”则是“三农问题”

    农村、农民、农业，号称“三农”“三农”成为“问题”由来已久，人言人畏，堪称“老大难”办法也不是没有想过，效果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多半治标不治本，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够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戏称为“一剑下青城”

    什么剑？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把“剑”吗？这把“剑”能破解历史难题，将“三农”顽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见血封喉，斩草除根吗？这就要研究“剑器”要研究“剑法”更要研究“对手”也就是说，要弄清“三农”为什么成为“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么，农村为什么穷，农民为什么苦，农业为什么危险？说到底，就是因为城乡关系割裂，城乡二元对立。我们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生存的两种社区，也是人类发展的两大空间。如果这两个发展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两种生存社区成为自由选择，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硬性分隔和对立起来。城乡有如天壤，工农形同路人，机会不均，起点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齐，资金、技术、现代文明流向农村难于蜀道，农民要变成市民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人，无法往高处走；水，不能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发展，农村就越穷，农民就越苦，农业就越成问题。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们国家呢？却连40％都不到，而且还是标准不高的城市化。就连成都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这又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因此不难预料，今后近20年间将是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时期。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变，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于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许多地方几乎一定会凭借城市管理农村的权力，用平调侵占农村资源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建设，最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事实上，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出现。比方说，低偿征地，农民入不敷出；大拆大建，贫民流离失所；一城两制，导致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引发诸多问题。当然，这不能怪罪于城市化，它们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然而却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后患无穷。

    于是我们就走到了十字街头。一方面，城市不能不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越是发展“三农”就越成为问题。这就两难。何去何从，颇费思量。

    成都思考的结论，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不发展，也不能乱发展。比方说，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破坏生态，透支资源，把农村、农民、农业当做城市化的包袱甚至盘剥对象。总而言之，杀贫济富，杀鸡取卵，得不偿失，寅吃卯粮。这样一种所谓“发展”就算达到了城市化的某些指标，又于国于民何利？

    显然，这里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为什么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呢？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中就包括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因此，但凡牺牲农村、抛弃农民、破坏农业的“发展”必定是“乱发展”因为它与发展的初衷相悖，与发展的道理不符。

    城市化也一样。

    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念”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化主张”有人就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的事，和农村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也只是从农村攫取更多的利益，开采更多的资源。这种主张，正是没有弄清楚那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呢？难道是为了城市更繁荣，农村更落后，市民更富裕，农民更贫穷吗？否！我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共同繁荣”的目标，是为了城市和农村同发展，共繁荣。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农村、农民、农业抛下不管，甚至恶意榨取呢？岂有此理么！

    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城市化”而在“什么样的城市化”选项其实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把城市化仅仅看做城市自己的事情，置广大农村于不顾，甚至置广大农村于死地。另一种是把城市化看做城市和农村共同的事情，而且是破解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共享文明的天赐良机。前者无妨称之为“非一体化的城市化”后者则是“一体化的城市化”成都选择的是后者，因此它主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个表述是经过了反复推敲的。他们起先也曾提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很快修正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这里的重要改动，是将“城市化”改为“城乡一体化”我没有向他们讨教过这个问题。但据我猜测，这样修改，是因为“城市化”有兼顾农村（一体化）和不顾农村（非一体化）两种可能，而“城乡一体化”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整体，利用城市化的机遇同时实现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仍然引起了争议。

    争议之一，是认为只有进入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都没达到，成都这样一个西部城市怎么能做？争议之二，是认为如果要搞城乡一体化，你那么多农村怎么办？农村丘区和山区穷得叮当响，怎么能搞？争议之三，则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农村都变成“水泥森林”高楼林立，烟尘四起，暗无天日。因此，提出争议的人表示反对。

    这可能是有点望文生义或者咬文嚼字了。城乡一体，并不等于“城乡一律”或“城乡一统”、“城乡一样”城市和农村仍然是有差别、有个性的。但差别不等于歧视，个性不等于排斥，更不等于必须一个繁荣发达，一个贫穷落后。事实上，城乡一体化首先是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应该也可以共同发展的整体。既然是“看做”就不会都变成“水泥森林”；既然是“整体”就一定是“多样统一”如果说有什么“一样”那也只能是机会的均等、人格的平等和待遇的对等。

    其实，即便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农村也仍然是农村，农业也仍然是农业，农民也仍然是农民，但已“脱胎换骨”即“现代化”实际上，城乡一体化的要义，既在于“一体”更在于“化”化，是过程，也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繁荣；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正因为农村山区穷得叮当响，才要搞城乡一体化。如果城乡早就一样富裕了，搞它做什么？进入城市化最高阶段再来搞也是不行的。既然是“化”那就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很漫长。如果一定要等那个时候才来“化”你来得及吗？如果城市和农村不能从一开始就共同发展，到时候你还“化”得了吗？

    更何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都说“三农”问题是顽症。既然是顽症，那么你要破解，就总要有借助力量才行。城市化就是一种很好的借助力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金，城市化率在30%70%时，就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我们知道，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化，是服务业。就中国国情而言，这两股力量将在较长时期内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城市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城镇就业规模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多，城乡之间的关联度加强。抓住机遇，顺应规律，统筹城乡，不正是时候吗？

    不过，城市化毕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官员对城市化、工业化有偏见，就因为我们曾经“剑走偏锋”可见，仅仅研究“剑器”还不够，还要研究“剑法”也就是说，怎样推进城乡一体化。

    成都的“剑法”他们自己概括为“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有媒体称之为“三三见六”这里面的文章就多了，只能勾勒一个轮廓。首先，城乡一体化需要一个空间载体。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载体除中心城区外，就是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因此应该以它们为重点。既然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那就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做好规划，把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以便统领全局，依法行政。这就叫“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但是，如果只有理想蓝图，没有发展动力，城乡一体化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要发展产业，就要配置资源。要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是城乡一体化的枢机所在，因此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机制是关键，政策是保证。因此必须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这就叫“以政策配套为保障”最后，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提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这是目的，也是目标，于是有了最后一句话：“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最后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没有这句话，就无以区别“一体化的城市化”和“非一体化的城市化”也无以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发展也好，城市化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破解“三农”难题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是要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公民的幸福来体现的。公民既包括市民，更包括农民。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同样是一句空话。

    于是又有了“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很明显，这三大工程全部都是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集中”也一样。所谓“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基本思路，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通过集约经营和转变身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惟其如此，才要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才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才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才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才要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如此看来，这一套“剑法”可谓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既有“防身术”又有“突破口”开个玩笑，无妨借用成都境内青城山，戏名之曰“青城诀”

    六、疑问与忧虑

    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后退

    成都靠着“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这套“剑法”一路舞将过去，虽非所向披靡，也是初见成效。不过实话实说，我可是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他们的“剑”是怎么“舞”的。毕竟，我不是“武林中人”只能鹦鹉学舌般将那“青城诀”念了一遍。除此之外，就是“眼花缭乱”

    不过有一点总算是弄明白了，那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有两大难题，一是“人往哪里去”二是“钱从哪儿来”我们知道，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直接的动因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成为问题，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症结则是地少人多，因此必须“精简农民”这才有了“三个集中”包括“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也叫“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由于是规模经营，农民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或者说“富余”出来了。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农民就是“解放”解决得不好，弄出许多“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那就是“富余”甚至是“多余”这就违背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初衷。

    于是就有了“农民向城镇集中”有了“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有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及“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和“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人往哪里去？不能留在农村，只能“向城镇集中”集中以后，要有出路，要有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产业要发展，又有两个条件，一是成本要降低，这就要“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二是竞争要公平，这就要“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不过，农民向城镇集中也好，工业向园区集中也好，都必须做好规划，所以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些事都要钱，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钱从哪儿来？”这事我请教过许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大邑县委书记的蔡亦如。蔡亦如帮我算过一笔具体的小账。他说双流县文新花园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农民只出500元，政府补贴200元。农民的钱从拆迁安置和青苗补偿的费用里来，问题不大。开发商也有10%的利润，属于微利，但是不打广告，没有风险，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农民买得起，政府给得起，开发商也有利可图。当然，一个县政府，拿个几千万还是心痛。农民也可以请建筑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钱出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但规划和监管是统一的。不过蔡亦如也承认，反正不管什么模式都要钱。“钱从哪儿来”始终是个问题。

    成都市委、市政府认为，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主要还得靠市场。一方面是财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在经济上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融资平台，能够把资金筹进来，运转好，又不给今后留过重的负担，这就要点本事。具体地说，就是要“经营城市”当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经营的，但城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经营。比如打造一个公司，通过银行来筹集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来，按照规划来实施。将来土地升值了，卖出去，除了还贷甚至还可以再赚一点。只要形成这个机制，就可以良性循环。他们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人没有经济头脑，算不过账来。这套办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说弄不清楚，还是留给懂行的人讨论吧！

    其实“钱”的事很不简单。不但有“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还有“钱往哪里去”的问题。所谓“钱往哪里去”一是用来干什么，是投资，还是挥霍，或者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资，也有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这两个问题在基层又尤其重要。如果说高层（省、市）、中层（区、县）主要考虑“钱从哪儿来”和“钱往哪里去”那么，基层（乡、镇、村）就必须重点考虑“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特别容易出问题。青羊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杨林兴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以前村上都是会计、出纳一肩挑，这就不大说得清楚。现在的办法是“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也就是说，村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包括上级的拨款，都由街道代管，说白一点就是街道充当会计，村委会只是出纳，这就从制度上防止了腐败，也解决了“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

    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直选”

    我们知道，公推直选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推会”既非上级党委，又有党外人士参与，岂能越俎代庖实质上指定书记？因此“公推会”（公开推荐大会）绝不能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机关，即不能只产生一个正式候选人。这样一来，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就只能差额，不能等额了。所以“差额”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知道，民主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寡民”的地区，大国就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这是屡试不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在总体上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度，但不排除在乡镇这样的范围内试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能够让基层民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家做主”从而获得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也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另外，基层直接民主是“熟悉的人选择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监督熟悉的人”这就有可能比让不熟悉的人来选择和监督好。显然，这里的关键是范围的大小。比如村，就没有必要间接选举；区县和区县以上，就不能直接选举；乡镇，则不妨两制并存。

    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

    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谁选谁”更在于“怎么选”成都市在进行这项改革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的产生设计了一整套程序，其中环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可谓千方百计，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比方说，试行办法规定，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在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实中也有意义，那就是如果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的人选不当或不理想，还可以通过组织推荐的办法来弥补。但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上级党委和组织部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当，就会挫伤基层党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改革试验实质性流产。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这就两难。

    其实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就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然后依法或依照党章选举产生。这在民间，被戏称为“组阁权”准确的说法是“提名权”、“推荐权”或“建议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保证乡镇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保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带领群众谋发展、奔小康；弊端则是有可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乡镇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独立王国”

    总之，在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意义最大的是公推直选，问题最复杂的也是公推直选，不可不小心谨慎。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能坚持，不能退缩。要知道，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七、成都方式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说你们就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原本就没打算他表什么态，便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

    我说，因为别的表述都不合适。我是不喜欢什么“共识”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华盛顿共识”也破产了。不是这些“共识”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共识”再说了，你自封为“共识”人家认账吗？人家投票了、签字了吗？

    李春城笑问，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这个词不是常用吗？

    我说“模式”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模式”即模型与范式。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定型”模型嘛！也意味着“就范”范式嘛！还难免意味着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依样葫芦。当然啦，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人，也许并没有这层意思，但它给人这种感觉。因此我既反对“共识”也不赞同“模式”

    李春城再问“方式”就好吗？

    我说“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要“共识”却不能没有“认识”；可以不要“模式”却不能没有“方式”因为虽云“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怎样走才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方便快捷，还可以持续发展，就取决于“方式”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你瞄准了方向，也选对了道路，但是不会走，也要出问题。因此，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方式对了，事半功倍；方式错了，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欲速而不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路决定方向，方式决定成败。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顿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而且，方式是具有操作性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落实中央和上级精神时，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操作。也就是说，你们要考虑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样做”这就要有“方式”你们的成功经验，也正在于找到了“方式”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你们才找到了方式；也不是说，你们孤立地创造了方式；更不是说，你们的方式就无可挑剔。其实所谓“成都方式”其中“成都”二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重要的是“方式”而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当初你们想到过要创造一种“方式”没有？

    八、一路平安

    要把工作当做事业去追求，当做学问去研究

    李春城在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水，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李春城说，其实“成都方式”是你提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下来，一直做到了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具体问题要解决，但不能只限于具体事务，一定要思考一些在我们这个地方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几项工作，之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抓，而且还要长期地认真抓下去，就因为实践证明它们带有全局性，也说明当初我们从这几个问题着手是对的。至于说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站在更理性的层面去概括和总结，坦率地讲我们做得还不够。你这个概括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我说，春城书记过谦了！我总觉得，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比较系统的想法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系统的成果。“成都方式”是我提出来的“成都故事”却是你们在广袤大地上脚踏实地“写”出来的。没有“成都故事”就没有“成都方式”总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吧？

    李春城说，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也不真实。我们是做实际工作的，就像鸭子在水里面。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水凉了，鸭子也知道。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让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真正能够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认同，关键是怎么干的问题，也就是你总结的“方式”吧！回想一下，我们不过是对实际问题作了思考，想清楚就干了，干对了就坚持了下来。这也是责任所在啊！

    我说，你们做的这三件事，不管哪一件，总归是改革。改革就会有障碍。那么你觉得难吗？

    李春城说，这要话说两头。首先，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说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原因嘛，我想有三个。

    我问，哪三个？

    李春城说，首先得益于我们有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大家的思想观念和承受能力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干部群众是拥护改革，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

    我说，嗯，这算一个：人心思治。

    李春城说，第二就是大的环境，非常之好。比方说更新施政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比方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抓好城乡统筹；比方说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等，党中央和省委都做出了很多布置和要求，这就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这个氛围很重要。有了这个氛围，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来解决了。

    我说，这也算一个：领导支持。但是事情还是得你们做？

    李春城说，事情该我们做啊！虽然很难，但好在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我不止一次说过，成都的干部队伍素质和哪个城市相比都不差，这几年来的实践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说，这算第三个：队伍得力。我也发现，成都的干部很有意思，就是他能够根据上面的部署，结合他那个地方的实际，想出可行的甚至很聪明的解决办法。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因为任何决策要想落到实处，还是得靠基层干部。你得让他出工又出力，到职又到位，用功又用心啊！因此我很关心，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一个精神？为什么精神状态这么好，工作热情这么高，凝聚力这么强，还那么爱琢磨问题？

    李春城说，问得好，这是根本！我们的决策要真正变成干部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是要考手艺的。说起来千条万条，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求真务实”这话虽然说着简单，但要做到十分不易。要有点儿境界，有点儿肚量，还有点韧劲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靠说，主要靠做。要实实在在地让基层干部知道不这样干不行。这样干，领导认同，群众拥护，有意义，他们就会把工作当做事业去追求，当做学问去研究，干劲十足。

    我说，这点我是注意到了，他们是既有积极性，又有成就感。用你常说的话来讲，就是“很在状态”我也觉得在不在状态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在状态”不但工作做得好，就连身体都会好。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个概念？

    李春城笑着说，这是体育概念。我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我知道在状态和不在状态的区别。比方说赛球，如果不在状态，怎么打怎么别扭，莫名其妙就输了。如果在状态，怎么打怎么行。除去技术因素，主要是精神原因。我们曾经列举过干部不在状态的几种表现，但要保证他们“在状态”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我说，一个人做事应该在状态，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在状态”去干什么。一个小偷也可以“在状态”偷什么都顺手；也可能“不对劲”怎么偷都偷不着。所以，你干一件好事，越在状态就越好；干一件坏事，越在状态就越糟。那么，你如何保证干部既在状态，又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李春城说，说到底就是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再加上你前面说的三条：科学、民主、法治。我们成都这些事能够做到现在，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得益于这三条。比如推进城乡一体化，我们鼓励大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是有些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你不能破。比如你必须按规划来，超出规划不但在纪律上不允许，你还违法。包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都要始终贯穿民主决策、科学规划、依法行政的理念，保证决策是正确的，制度是健全的，工作是落实的。

    我问，有问题吗？

    李春城说，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比如城乡一体化，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热火朝天地推进。但是要解决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要解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问题，就必须要把统筹发展这篇文章做好。这里面难题就多了，有点像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破了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们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远没有到位；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也远未到位，还有许多地方要改，包括已经改了的部门；我们的干部过去搞审批，现在做调研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体权力小了，工作难度大了，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另外，由于干部群众的民主素质还处在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当中，因此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村支部书记选举中就发现选举不规范的问题，拉票的人跑到群众当中去，说我给你5元钱或一包烟，你投我一票；或者个别乡镇党委书记的素质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但是党员选了他，你就只好让他干下去，等等。诸如此类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还比较多，但这是正常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这些事情你必须做。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成都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我说，你们有过接受批评和质疑的思想准备吗？这些事情，你们做了，我也准备说，说出去以后肯定是议论纷纷，不会是一片叫好。

    李春城说，实际上我们希望听到批评意见，甚至是骂声。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既关系重大，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的地方。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有些反对的意见可能还很有借鉴意义，甚至比支持的意见帮助还大呢！

    我说，我现在就有问题。我的问题可能刁一点，就是农民究竟有没有拒绝“城乡一体化”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你们现在的做法我知道，是先建后拆，把新家给农民盖好，请他去看，满意就搬。那么会不会有农民说好房子我就是不住，我就爱住不好的。你跟他解释，说不向城镇集中，城市文明就没办法普及到你那里。他说我就不要城市化，我就不要文明，我就喜欢野蛮。这是有可能的。

    李春城笑着说，你这个问题既“刁”又“钻”其实，这些问题不但农民有，市民也有。

    于是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讲他们的一些具体解决办法。然而我却走了神，不在状态了。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的问题，是只能在实践中解决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造世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田野草莽中的实践，常常是比高头讲章和官样文章更有价值，也更能让人回味的东西。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成都，请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