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万里的女帅才

    一、

    1965年，我正在山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二年级。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最爱去的地方不外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同时还大都喜欢关注报纸上的“三版”与“四版”因为那两个版面上是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一样，常有令做着作家、记者梦的吾辈们仰慕、心仪的华章美文；当然，来自家乡故里的要闻、通讯也必在浏览之视野中。因此，对设在宿舍楼道口的阅报栏里的报纸无不格外青睐，甚至期期不落。有一天，在山西日报上，我好像早有预感似的看到了一篇署名为“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的通讯报道－－“万里的女帅才”文章的眉端上还发了醒目的短评－－“最好的回答”怀着激动与亲切感，我目不转睛地一览无遗。文章有理有据，人物呼之欲出，字里行间透射着浓烈而久违了的乡情、社情与民情。我当即告知了晋城籍的几位同学，中有一位王姓同学的未婚妻恰与“女帅才”同村，对其人其事也知之颇多，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文中所说的“万里”不就是我家乡所在的下村公社不大不小的一个大队吗？“女帅才”段戌耐，不就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姐吗？她18岁上出嫁到万里村，同年入党，22岁上就担任了万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想不到竟干出这般出类拔萃的业绩来，上了堂堂山西省委的机关报，一时间名扬三晋。我作为她的高小同班同学（大我五岁），又是同宗同祖同姓，自然心中滋生几丝骄傲，脸上平添几分光彩。

    不久，便有消息说那篇“万里的女帅才”乃是大作家赵树理撰写的，只不过出于政治挂帅的需要未署他本人的名字而署了通讯组集体的名字罢了。消息由何而来，已记不清了，反正晋城籍的同学都这么说，而且在文革武斗期间我回家乡躲乱局时也问过堂姐段戌耐，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就是赵树理写的，二十天内赵树理来了七次采访她呀，还能有假？这可都是她和乡亲们的亲历亲见啊！当年赵树理正在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完全有时间、有精力、有激情、有机会，否则他就不是赵树理了。

    当年的赵树理，早已是独树一帜、名满天下的以农民和农村为描写对象的铁笔圣手了。他的多篇大作不仅上了中小学课本，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给了外国读者，还经改编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堪称体裁广博，版本琳琅，可谓好评如潮“粉丝”如云。我还在读中学时就拜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名篇，所学课本中还选用过他的“田寡妇看瓜”、“实干家潘永福”、“登记”、“春在农村的变化”等作品，至今仍能背诵他的：

    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捣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

    还有：

    从小过春天，只说春天好。

    谁知我的爹，因此添烦恼？

    他说“孩子家，你们不知道：

    年年到春天，情景都不妙。

    遇着好秋景，打粮也不少。

    可惜欠下债，人家要催讨。

    够吃不够吃，粮食总得粜。

    粜得冒了尖，春天吃不饱。”

    非但如此，我还在山西晋城一中上高中时的1964年，就亲身在校礼堂耳闻目睹了赵树理为全校师生作的一次精彩报告。他穿着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鸭舌帽，在他早年的师范同学时任晋城一中校长郭焕章的介绍下，以夹杂着浓重沁水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讲了他“回娘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学生们“打好基础，全面发展”的期望可惜当时我这个所谓准备考取文科的“笨蛋”只顾聚精会神地沉醉在那深入浅出的哲理与妙语中，竟不懂得拿起笔来记下赵树理的讲话要点，以致今天回忆起来只留下音容笑貌，只记得片言只语了，实为一大憾事矣。

    作为从晋城走出去到大学文科深造过的一名学子，作为一生酷爱文学熟读赵树理作品且有诗文混迹于书报的一个作者，作为忝列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作为赵树理亲自采访过的“女帅才”的堂弟与同学，我真诚地感谢晋城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特别是原宣传部赵魁元部长，真诚地感谢晋城市文联主席闫安辉等诸同志，是他们立意、筹资且力挺才建起了漂亮又气派的“赵树理文学馆”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放映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出版了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举办了隆重纪念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的多项活动等等等等，为中国文学增了春色添了异彩。为了略表自己对赵树理的一片景仰倾慕之情，我还写了一首朗诵诗“老赵回来了”以寄托多年来的怀念追思。2006年9月后，我乘兴到文学馆里徜徉，我凝神于赵树理的荧屏与戏台前观瞻，我恣意在赵树理全集中赏阅前不久我在翻阅全集目录时无意间惊讶地发现，赵树理全集中不见有“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我猜度着莫不是编辑百密一疏的遗漏？或者是由于当时未署真名而失据？于是我查找着有关赵树理的各种文字材料，无人提起此篇；于是我上网查找，居然点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说是在编印赵树理全集五卷本时附于书末的说明：

    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的发现过程是：1987年4月5日山西日报三版发表时永福、张子泉采写的通讯热心肠的“女帅才”。开头说：“作家赵树理对她这个晋东南老乡有点‘偏爱’，特意下乡采访，写下一篇通讯万里的女帅才，发表在省报上。”董大中跟文中所写“女帅才”段戌耐联系，找到了那篇文章，段也说那篇文章是赵写的。但文章不像赵树理所写。随即找到了文章署名“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刘说此文为他所写。也许是由赵树理组织通讯组人员写的。

    以上所提到的“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恰是我1958—1961年在东沟中学读初中时的校长。记得他给我所在的班级讲过历史课。其中最清楚的是他讲述诗经里的一段：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后来在1998年东沟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聚会时，还邀请到了老校长刘光普。今天想去找他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节，可惜已去世多年了；而现在唯一的当事人只有段戌耐本人了。一年两次（清明节、七月十五）上祖坟烧纸都要见到堂姐，今年她虽年已古稀，但仍在下村镇敬老院院长的岗位上奔忙，而且身体健旺，记忆力如昨。我便驱车直奔下村镇敬老院而去。

    敬老院里姹紫嫣红，颐养之老人悠哉游哉。忙碌的堂姐一见到我，便满脸笑容迎了上来，一番寒暄后便直奔主题。说起四十多年前赵树理采访她的来龙去脉时，激情难抑，言之凿凿。

    随着她绘声绘色的描述，笔者仿佛来到了当年的万里大队

    二、

    1964年春夏之际，万里村外满山遍野黄梨、红果、柿子丰收在望的景象不见了，呈现在社员们面前的是不忍目睹的虫灾。残叶败枝间蠕动着密密麻麻瘆人的毛毛虫，是它们肆无忌惮地蚕食啮咬着果树的营养脉络，并且迅速地繁衍着一茬茬的后代。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段戌耐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红果特别是黄梨、柿子，是既能顶粮又能卖钱的金疙瘩宝贝，一旦减产绝收，那可是对“农业学大寨”的业绩和社员们的生活水平要大打折扣的。戌耐当机立断，亲自带人近到朱家窑、远到县城，购黑矾、买农药，组织了九个人的打药灭虫队，开始了梳篦扫雷式的喷洒。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伙“程咬金”来。这伙“程咬金”不是别人，而是村里包括有大队干部在内的几家养蜂户。他们担心农药在杀死病虫害的同时，也一同杀死采花做蜜的蜂群；于是，阻拦在灭虫队前，又哭又骂，不依不饶，软硬兼施。一会儿求告“共产党妈妈，共产党奶奶”网开一面，一会儿又扬言“要是不停止打药，就让你们这杆红旗变成白旗”弄得灭虫队员们进退两难。情况汇报到戌耐那里，戌耐亲自出马居然也不行，毕竟利害攸关啊。此事惊动了公社领导，公社马上指派专人到万里大队召开了七天的党支部整风会，在算清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得失的大账，批评了少数人的“小算盘”观念，统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思想，并采纳了养蜂户暂将蜂巢搬搬家，药力过后再搬回来的建议后，打药灭虫队才顺利打完了全村三、四千棵果树。秋后，黄梨、红果、柿子大丰收，产量高达几十万斤。仅老南瓜一口人就分了五百斤，男女老小皆大欢喜，集体和社员人人受益，段戌耐自然也获得了公社与县里大大的的褒奖。

    1965年夏天，正当戌耐领着大伙大干快上之时，不料一场特大冰雹暴雨倾盆而降，冰雹厚积一米多深，百年不遇的冰冷刺骨的洪水冲毁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几年来垒起的石塄与修筑的大路，社员们圈养的猪、羊、鸡、兔转瞬间被冲走无数，连古老的九梁桥都被拦腰冲断，上千斤的磨盘、碾盘也冲得老远。面对着这几乎将万里洗劫罄尽的塌天大祸，干部群众无不伤心惨目，心痛万分。坚强的戌耐此时也欲哭无泪，寝食难安。“危难时候找组织”、戌耐想起了领导的话。于是她找公社，上县城，最后找到了县委书记常三毛。常书记听了她的汇报后安抚她：要冷静应对，不用着急，有党和政府，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

    果然，没几天，牛车、马车、驴车拉着救济粮和蔬菜哗哗地送到了几乎绝望的万里大队。戌耐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按人头每人供应280斤粮食、20斤红薯干儿和红萝卜片儿，全村八百多口人一下子沸腾了。冲走的精、气、神又回到了社员们身上，大家心里萌发出一个信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跟着戌耐干，万里有前途。万里－－－在段戌耐为党支部书记等一班人的带领下，又迈上了山山岭岭搞建设，红红火火夺丰收的万里征程。不时传出的动人事迹与灾后巨变的胜利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了公社，飞到了县上。这一飞不要紧，居然引来了一只“金凤凰”－－当时正在晋城县深入生活并兼职县委副书记的大作家赵树理，一路驱车来到万里大队，他是早知其人专程赶来采写大队党支部书记段戌耐来的。

    据戌耐讲，赵树理带着一个姓闫的部长和一个姓刘的同志，坐着帆布蓬小吉普车，来到万里村已经是中午了。下村乡党委书记靳世惠等也一块陪着。午饭是三鲜水煎包子，由戌耐及其婆婆等亲手操办。略显驼背的赵树理穿着灰中山装，戴着鸭舌帽，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戌耐，见她一头解发，衣着朴素，脚穿打掌鞋，快人快语，便笑着问：“你怎么打扮得像个男的？”戌耐答：“庄稼人，成天跟土、跟粪打交道，讲究不出甚来。”赵树理想了想，以称赞的口吻说：“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当得干部，干得革命，是个把式，帅才呀！”赵树理搁下碗，饶有兴致地听着段戌耐的介绍，副书记刘秋红、主任李成旺、支部委员史全水以及会计史水全等不时做着补充。赵树理拿着钢笔，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翻过一页又是一页，还不断地提出问题，追根寻底，不厌其烦。然后他要求到大队部、到田野地头去看一看。万里村三面环山，长河发源，一千多亩的坡梁沟岭地，都留下了赵树理布鞋踩过的脚印。什么东坡、长畛、红土沟，什么西沟、水库、东疙瘩看到山上与河滩大大小小的石头，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建议戌耐：“戌耐呀，万里这么多的石头，你要是把土塄都换成石头塄，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给石头找个好去处，那样一来你这环境不是更美了吗？一劳永逸，不妨试试。”临走，赵树理给了戌耐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嘱告她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戌耐同志，你比男人还能干，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相信你不但能打出下村乡，还能打出晋城县！”望着赵树理一行远去的车尘，段戌耐－－－这个由于家贫而未继续求学读书的高小毕业生，想着县里与公社领导的信任，回味着大作家朴实亲切的话语，她的双眼模糊了，泪水流过腮颊，变成促进她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的一股不竭的动力。一定要干出点成绩来，好回报上级的支持，好向赵树理再作汇报！

    没过两天，赵树理就又来了。这一回，他不仅向段戌耐深入了解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向社员群众了解张三李四王麻子的细枝末节，甚至来到村里的古庙－－三教堂，端详起受村民香火供奉的神祇来。正殿两侧的墙上，分别嵌着两块长方形的石碑。西面的一块石碑不知是书法奇绝，还是文字优美，抑或暗藏玄机，赵树理居然在石碑前蹲视良久，试探性的问戌耐：能否把这块碑送给他？身为大队一把手的戌耐见大作家有用处，一定比冷冷清清的躺在这山旮旯里能发挥作用，便慨然允诺，并立即着人轻轻扣凿下石碑来，再用多层报纸包好，放进了小吉普车里。碑上面刻着什么，早记不清了。在东面那块石碑前，赵树理又蹲着将碑文一字一句地抄在了他的小本子上，戌耐想，大概是赵树理要构思什么新作吧。

    午饭仍在戌耐家用。这一回赵树理吃着戌耐亲手擀的别有风味的包皮圪条，酸菜上面撒着芝麻盐，边吃边啧啧称赞，还用筷子挑着认真地问：“这种山里农家花样儿面条，城里人大概做不来吧，戌耐呀，你是怎么弄成里面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了？”戌耐告诉他，包皮圪条不同于黑圪条，黑圪条是用白面和高粱面一齐搅和；包皮圪条是先和好高粱面，用盆儿扣住醒一醒，再用和好的白面包住，把力使匀，三擀两擀就成了。赵树理第三次来万里时，戌耐正高高地挽着裤腿，赤脚泡在水里栽种稻秧呢。为了让社员们家家都能吃上当时十里八乡难得一见的稀罕大米，戌耐硬是不辞劳苦带人外出取经，请人亲手示范，经过多次试种，终于成功地在离八角井不远的河滩旁，种出了祖祖辈儿辈儿都没见过的白生生的稻米，每年每人到秋后竟能分到八十多斤，很让周边的邻村人眼气了几年。赵树理被戌耐的泼辣、实干、创业精神感染着，被万里村社员们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力争上游精神启迪着，他要为戌耐为万里写一篇大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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