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乘坐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小轿车,驰上了首次通车的晋张公路。拐过两个九十度的大弯,就把市区远远甩在了车后。那整日繁杂喧嚣的声响和拥挤狭窄的街市,一下子仿佛跑到了另一个世界。
眼前只见峰回路转,景界也随之豁然开朗起来,远处山岭连绵,近处村落掩映,使我们一行几个久住市区的同伴顿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和新奇。沿途草木露珠闪烁,左右两行彩旗飘动,坐在车里就像坐上气垫船在夹峙的江河中行驰一样平稳。
再往前行,山势突然变得陡峭险峻起来。或两壁陡崖千仞,或一侧深涧无底。过了丹河大桥,三转两弯,便进入这里有名的“十八盘”地带。历代文人商旅叹为“羊肠坂拮屈,车轮为之摧”的险径,如今架起了联结晋豫两省的“虹桥”我情不自禁地摇下了车门上的玻璃,一股清冽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远山近崖上,是红如火焰,艳似丹霞的黄栌树,沟坎坡塄上,是丛丛簇簇、金黄银紫的山菊花。啊,多么亲切熟悉的气息。我把头索性伸出车外,尽情领略着太行山上深秋的壮丽风光。
司机小药大概久未走过这样好的路了,这下也来了兴致。他随手插上一盘磁带,一按录音机的键纽,中国名曲连奏那一段段优美动听的旋律,便在耳畔震响起来
山岭何漫漫
公路何盘盘;
昔日羊肠化坦道
中间多少泪和汗。
猛然,一个急拐弯处铺路残剩下来的石堆上,不知谁插上去的一束山菊花,跳入我的眼帘。那金黄的小花,深绿的叶子,被疾驰而过的车子带起的风流吹得晃了几晃。我的心海陡地被它冲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大跃进前的1957年。高小毕业后,我们几个年龄刚满11周岁的小伙伴,因为人小力薄,走不到离家七、八十里崎岖山路的县城,放弃了考初中的机会。秋天跟大人们下地拣丢失的谷穗、豆子,牵着牲口耙地、种麦;到了冬天,便相约进山砍柴,一面是觉得山里好玩,一面是为父母赚些零花钱用。
说是砍柴,倒不如说是刨柴。因为山上有松柏和其它木本树是不许砍伐的。只能把那些在崖边沟底的土兰、荆蓬茏、黄花条、黄栌等多年生灌木的粗根刨出来,经过砍削,担到离村子十里外的铁厂去卖掉。担五、六十斤柴,能卖上三、四毛钱,便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赶回来向母亲交账。路上饿了,拿出母亲给揣进怀里的玉茭面窝窝啃上几口,饭店里卖的肉丸呀、川汤呀、面叶呀什么的,是从来都舍不得花钱解解馋的。当母亲看到我交到她手里的汗津津的几毛钱时,便抚摸着我满是伤痕的手满是补丁的衣服,半是喜悦半是心疼地流下一串串泪花。她总是说:
“菊儿(我的乳名),操心沟沟边边,钱赚多少是个够。肚饥了你就买碗饭吃,不敢太饿了肚。”
母亲一边说一边叹气,我总是骗她说:
“妈,你放心,我从来就不走那没路的地方。肚饥了有窝窝吃,饿不着。”
她哪里知道,有一次,我竟然差点送了命。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冬夜,我们几个小伙伴决定天明赶到铁厂,卖了柴回来不误到五里外的槲树坪看钻山队(勘探队)。当时,谁家里都没有钟表。囫囵躺着迷糊了一阵便起身上路了。深秋的冷风只往脖子里钻,我们赶路心切,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奔走着,一口气爬了五里,上了山顶。远处铁厂的灯火在夜色中跳动,我们稍事休息,便开始下山了。不巧,我的鞋里蹦进了一粒石子,硌得脚心生疼。我赶忙放下担子,磕掉那粒讨厌的石子。等我起身去追,伙伴们早已看不见背影了。
“哎,等一等”我喊道。
“山——底——见”
清晰的应答声敲击着我的耳鼓。我拽开碎步,瞪大双眼,在依稀可辨的夜色中没命地追赶着,两捆山柴不停地磕碰着路边的荆棘和石崖。一换肩,一闪身,我便一下子失脚掉进了路下的深沟里。
“快来人呀”我嘶声呐喊起来。
等伙伴们返回来绕下沟底,才摸索着帮我爬出了圪针窝。扁担断成了两截,柴捆散了一坡,鞋子短了一只,手上脸上挂得横一道竖一道的。我把泪水咽进肚里,一咬牙,顺手拽了一丛草,返回原路用土石拥在了路边。心想好狗日的,等天亮回来,一定记住这个鬼地方,将来发愤考个设计汽路的大学,非把这里修上一条宽宽的平平的大汽路,让后来的人再不摔跤掉沟。
卖柴回来,天已亮了。到失脚之处一看,原来晚上拥的那丛草是一束盛开的山菊花。从此,我便对山菊花格外偏爱起来。
第二年,我考上了初中。开学第一天,全班学生就奉命到什么南半山(铺头乡核桃河一带)去打虫(木料尺蠖虫)。整整走了一天半,只走得精疲力竭,腿脚红肿,才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山岗上。往山下看去,小溪巨石历历在目,可等蛇曲斗折地下到那里足足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满山遍野全是密密麻麻的大树和蓬茏,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花毛毛虫子爬满了几乎是所有的树枝树叶,看了真叫人心栗寒碜。
白天,我们背着喷粉器,拿着镰刀、剪刀上山打虫;晚上住在一个满是野草砖石走风漏雨的破庙里,由附近八里外一个村子姓王的夫妇两人为我们做饭。这两口子有一男一女,男孩八岁,叫平平,大概是盼路平些吧,还没有上学;女孩五岁,叫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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