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了局长大人一下,李德成躬身出去安排了。
实际上,李德成出去就是到隔壁打个电话,问问卢文昭这会儿在不在家。
其实,这个电话在局长室里就可以打,但碍着江苏丰的面子,李德成只好多走两步路,到隔壁的屋子去打了。
不一会儿,李德成进来,禀道:“局长,安排妥了。”
江苏丰问道:“什么时候?”
李德成道::“事不宜迟,您这就可以去。”
点了点头,江苏丰道:“好吧。”
这戏演的,跟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李德成跟在江苏丰后面往外走,心里一面鄙视自己的局长大人,同时也一面暗自得意。就因为他能始终不露痕迹地维护江苏丰的脸面,江苏丰才这么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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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府在正阳大街。
这一刻,在书房里,卢文昭正大发雷霆,坚硬的枣木面桌子,被一式卢家横腿扫个四分五裂。
卢文昭如此愤怒,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事,而是因为国事。
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的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在这篇演讲中,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做了辩护。
蒋介石认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有一定之方针,即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同时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公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
循此方针,就大概不致犯错,但国人认为国联无制裁**之能力,要求政府退出国联,又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绝交。
蒋介石认为这是错误而危险的,他说:“寇深至此,国人尚群言庞杂,莫所折衷,余意政府必须明定外交方针,负责执行,以求此问题之解决,断不能因循坐误。”
蒋介石坚决反对对日绝交宣战,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如果对日绝交宣战,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实力,绝不足以抵抗日军,如果开战,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必悉为敌人所蹂躏,到时候,就是想不屈服也不行。
而且,日本采取的是战而不宣的方式,目的就是避免宣战的责任,以减轻国际的责难。现在,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昧然对日绝交宣战,这不仅给日本把责任加之于我的机会和恣行无忌的口实,并且自己丧失了国联盟约的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的权利,还会背负中国破坏公约破坏和平的责任。
据此,蒋介石得出结论;绝交与宣战是绝路,是自取灭亡。
他说,我政府之外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与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就在于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来,卢文昭一直都气恨难平,他既愤恨日本之猖獗,更对国民政府所应所对愤恨失望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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