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次国家投资,那么在这项投资取得收获之前,我们必先考虑到的是投资的成本和风险,抛却战争的高风险性,那么我们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只有战争成本!”——共和国国防大学军事经济学院教授刘逸枫。 在国防科工委向大会递交了许多翔实的共和国历次战争消耗数据之后,专家学者们也都纷纷开始围绕这些消耗展开评估和计算,当然也不乏激烈的讨论和辩驳,为的,当然是能拿出一个切实可靠的战争经济预测报告出来,以供国务院采取相应的决策,以利于让共和国国民生产生活尽量甚至免遭战争的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在这场会议中“最吃香”的显然是经济学家们了,国防科工委将以前还属于机密的一些资料,在会场内向他们全部如实公开,有了实实在在的历史数据,他们也正好可以展开对未来共和国所参与战争所耗进行估算,而所有人中,一开始就接触到了这些资料并且取得了很丰硕研究成果的,便是共和国国防大学军事经济学院刘逸枫教授,作为博士导师的他带领了一个团队已经研究这些问题超过半年,早已是硕果累。
很明显,如果真将战争消耗化抽象为经济成本概念,那么对其特点要素、运行规律等进行分析,对科学正确组织战争储备和减少战争损失极富有战略意义,而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贸易经济强国,共和国在经济实力上的雄厚也是源自于有健全的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撑,不仅是公司企业,政府和军队同样需要核算成本。
然而,和盈利性企业的商品成本估算不同,对战争成本的预估,首先需要认识到它的消耗本质,即战争消耗是没有明确的成本对象、没有劳动耗费属性、没有价值增值过程、没有成本计量方法,虽然广义上讲,谁都知道战争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它所耗费的这些,都相当于是从国民经济建设活动中挤占了一部分出来,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就不可避免了。
细化战争消耗的本质,不难看出富集了军事、政治、社会等多重属性的战争是纯消费的,它本身不能形成能够满足人类物质或精神文化生活所需的任何商品即无法创造价值,因而不在战争中采取掠夺战术的军队,往往不能做到让战争消耗具备增值性,即在战争过程中实现新的价值回收和取得盈利,至于战争消耗成本的不可预测,主要因由是战争过程和结果的无法肯定,仅此两点就能对战争耗费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对于战争消耗的三个主要模块,共和国显然有必要展开量化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预付成本的估算。
预付成本顾名思义便是战争准备的耗费,像在本次大会召开之前共和国陆空军的大规模调动所产生的经济耗费一样,而这不过是战争预付消耗中相当渺小的一部分,更为主要的是,共和国高科技军事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在武器杀伤力猛增的同时,同样也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提高,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刀剑粮秣物资准备充分即可,它还受到了工业生产、资源储备、交通运输等多个环节的成本上涨压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共和国的建国战争时期人民军还使用的是常规武器装备,枪支、车辆、火炮、飞机等,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生产周期快,可如今动辄大规模使用的巡航导弹、空空导弹等,却都富集了各种高科技技术、依赖尖端制造且价格高昂,因而在后来的朝鲜半岛战争、中日东海海战、婆罗洲军事冲突等战争事件中,共和国的军事成本出现了陡增的趋势,武器弹药价格的上涨便是主因,毕竟几十万元一枚的导弹并不是几十元就能买上千发的子弹能相比拟的。
而其次需要解决的是战争直接耗费的估算,这一部分的估算也是最为麻烦棘手的。
虽然战争考验的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高低,其消耗的主体也是双方国力的消耗,国力的强弱决定了战争的消耗大小,最具代表性的中印婆罗洲军事冲突就凸显了中印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以强凌弱的一边倒战争其实最终也产生了不少的消耗,所以仅仅是考量双方综合国力孰强孰弱,显然不是有效估算战争直接耗费的有效方法,顶多算是一个先决条件,至少弄清了日后交战的对手纳粹德国综合国力不会像印尼那般孱弱,也好有一个做大规模消耗战的思想准备。
真正被用作为重要参考的是战争的意图是什么,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望扮演什么角色、收获多少利益等,都直接决定了共和国日后的参战规模是多大,而按照当前共和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考虑,趁交战双方疲弱之际争抢世界大国地位、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便是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在该目标前提之下,大有赴全球征战的共和国肯定需要有一个超大战争成本消耗的准备。
而考虑得稍显次要但同样重要的,当然是战争时期的科学技术基础、发展与应用前途等,和以往只需要拥有足够枪炮弹药和粮食医药不同,已经步入信息化的军队需要依仗于代价高昂的高技术装备才能具备超强的战斗力,而在这一方面,共和国显然相对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优势,这一点,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学院提出的“零伤亡”战争设想就可以看出,研究者们认为在绝对的技术领先优势之下,共和国有可能将战争做到零伤亡,但这一设想并未在中印婆罗洲军事冲突中获得成功,依然有90名士兵在这场冲突中伤亡。
在这一问题框架下最后需要考虑的,显然就是战争时期内的指挥与管理工作了,这方面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军队在前线作战之时若是不计成本的胡乱消耗,显然就会给战争总体成本消耗带来激增的作用,在不可抗拒因素下,像德军在苏联国土上实行“推土机”战术,以大量的弹药物资消耗换取低伤亡和进攻成果的模式,显然耗费就不低,更何况战争后勤这个环节的效率高低,也能直接对战争直接耗费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共和国在加强军队指挥体系优化建设的同时,也在不断革新后勤机制提高效率。
最后需要考虑的一大问题便是战争延伸消耗,战争给国民生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等方面造成的影响,都是战争所产生的延伸消耗,因而在参与战争之前,经济实力不错的共和国显然有必要提前在这些方面进行投入,虽然一定程度的增加了战争预付成本,可能够有效应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不可预测性,不能等待原本一场判定为地区性冲突的战争演变成了局部战争乃至是世界大战,这才意识到需要在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技术研究等等方面投入。
在这一方面,能有一个很形象也很直接的比喻,那就是两个农夫争执,一方误以为双方顶多是吵吵嘴罢了,可等对方亮出了木棍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赤手空拳赶紧回家磨刀又怎么来得及呢?当然,以共和国当前实际国情为例,假如共和国误判了战争规模,在各类高精尖武器弹药上的储备根本不能满足战争需要,那么像导弹这么一种高技术复合型产品,岂能像是普通枪弹那样,拨拉一批封存机床和一些资源就能快速生产足够多的枪弹。
所以,在对战争成本进行核算的时候,不仅仅是军事经济学院的刘逸枫教授,其他专家学者也是坚持应有的原则,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划算的战争是愚蠢的政治行为,战争之后所能得到的效益必须大于耗费成本,而在战争中尽可能的减少战前和战时的耗费也就能意味着降低着战争的耗费,准备不足的战争只会让整个国家民族陷入灾难,而准备过余又会造成浪费。
由此一来,围绕着战争成本的估算问题,上百位军事学家、经济学家们济济一堂的热烈讨论足足一天时间仍然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见,会议不得不在1月8日继续召开,而在这一天的讨论中,其实也有不小的成果。
各方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富含突发性、高消耗性的现代意义战争,一旦共和国欲加入战团,就必须要有健全的国防军事和国防经济动员体系和机制。
像刚刚过去的中印婆罗洲冲突,如此之小的一场地区性冲突,共和国一开始却拿出了500至800亿元的战争经费预算,可实际上略显浪费的开支之后,却还结余了600多亿,这不能不说是共和国战争经费估算的一次失败,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场冲突也带来了启示,那就是共和国参战部队若是以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弹药持续高烈度的战争,那么一天开支以亿为单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
而如今,更为迥异的战争即将到来,对手已经不是孱弱得没有多少反手之力的印尼猴子,而是有“欧洲第一军事强国”之称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光是从综合国力上来讲,猴子就没法相比,而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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