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6）

    林燕语呷了一口，神采奕奕地说，年底我们师范学院要改名师范大学。

    大学跟学院有什么区别呢？郑晓兰疑惑地问。

    林燕语回答说，学生人数、研究生比例、教师水准、科研力量都不一样。

    沈青并不稀奇，说，麻省理工学院就叫学院，比那些所谓的大学好上几百倍。

    林燕语同意她的观点，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更多的时候，人们总叫它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蓬皮杜总统，大作家罗曼·罗兰都毕业于这所学校。你们瞧，法国佬才不会迷恋大学，师范学校听起来有点像培养大专的地方，可人家要读四年，标准的本科。

    肖蓉说，我们这里只有燕语，具备条件去巴黎这所独一无二的学校。

    沈青赞同说，谁让咱们不是师范生呢？

    郑晓兰抚摸了一下林燕语的头发，说，真让人羡慕，去塞纳河畔读书，像做梦一样。

    太遥远，简直不敢想。林燕语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当其他人谈论别的话题时，她思绪万千，憧憬着也许不久的将来，她，一个叫林燕语的中国女孩，孤身一人，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汲取法兰西思想前卫、个性分明的精神力量，太令人欢欣鼓舞了！

    在品茗红茶的氛围中，聊天的灵感会随着茶香，不费吹灰之力闪现于脑海，又像跳跃的音符从口中蹦了出来。为了给客人们助兴，餐厅特意放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为什么是俄国人的作品？肖蓉感到奇怪，因为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播放俄罗斯的各种音乐。郑晓兰见发挥的机会到了，急忙放下茶杯，模仿演说家的样子，给大家讲述眼前这个名叫伯利亚西餐厅的陈年往事，就连肖蓉和林燕语两个本地人也没听说过。十月革命爆发，敲响了沙俄反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贵族、商人、地主等邪恶势力的丧钟，他们夹着尾巴逃出了本国，作为可怜的难民长途跋涉，终于栖息在中国的上海和东北等地。其中一位沙俄旧军官，在上海得罪了当地白俄黑势力，就逃离那儿辗转到了本市租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中国姑娘，两人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就闪电结婚。由于这里的西方洋人特别多，夫妻俩就一起开了这家伯利亚西餐厅，伯利亚就是西伯利亚的意思。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政府总算破天荒，允许那些流落海外的白俄同胞返回自己的祖国。夫妻俩很快离开中国，再也没有回来。

    多美妙的故事，女孩们听了无不动容，如果再添油加醋一些，就是一部波澜起伏的话剧。沈青说回去后，一定把这个真实的素材提供给话剧社。林燕语问大家，那雯今后有没有希望超过卢萍？沈青一分为二地分析说，单论表演这一项，卢萍似乎能独霸一方，但把编、导、演三项加起来，非那雯莫属。等将来毕业参加工作，那雯最好改行，她显然不属于专心致志在设计室画图纸的那些群体。她像一团火，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

    那雯还提出一个什么小剧场话剧。郑晓兰透露说。

    小剧场其实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现在从闭塞走向开放，自然需要重温旧梦。肖蓉关键时总能语出惊人。

    沈青说，我前年看了一部十分荒诞的话剧，叫《车站》，说心里话，根本没看懂。剧作者叫什么名字……好像是高什么健……

    高仓健。郑晓兰顽皮地说。

    别乱讲。

    高行健。还是肖蓉准确。

    对，沈青想起来了，说，是高行健。

    我也看了两遍才搞懂。林燕语说。

    那你给我们点评一下。沈青急切地注视对方。

    林燕语把前年小剧场看过的《车站》做了诠释。剧作者很明显受了西方荒诞剧的影响，把小小车站当成芸芸众生亮相于现实处境的聚集地。从车站出发，各自走向未知而迷茫的他乡，命运前途的变化莫测使人产生孤立无助的焦虑感，而造成这种困局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动荡。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沈青悟出了《车站》背后的含义，说，我明白了，车站只不过是人生道路上的起点或终点，就拿我们现在上大学来说，好像属于新的起点，但毕业工作开始后，大学又变成终点。陌生的环境带来陌生的挑战，还有数不清的矛盾困境与前路坎坷，等待我们的永远是痛苦挣扎。剧作者有些消极，可表现的主题却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