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意回想那段暗淡的时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除了那场春雨外,再就无雨,北方春夏之交特有的漫天柳絮,丝丝缕缕地纠裹着干热的夏风,一股脑地侵袭着我干涸的眼眶和无助的心。
从我自行放逐于城市失业大军后,我尤其栖惶的是妈妈的病,洗肾只是权宜之计,每到夜里,我握了她的手久久凝神她的白发不能入睡,她那时一宿要折腾十几次,每当听到她不由自主地轻声呻吟,我都象听到死神一点点临近的脚步声,感觉病魔一点点正窃夺母亲的生命。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于清晨和黄昏漫无目的地徘徊于附近街道上,感受风浪袭入生活的难耐之痒、切肤之痛。我清楚地知道,目前只有两件事要做:我辞职的事,是要瞒住妈妈的;而妈妈的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实际上,离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金钱上的缺失,我的工资无论在司法厅还是在监狱,都不过千把块钱,这微薄的薪水对于我母亲的病,是杯水车薪。我那时想到的唯一弄钱的法子,还是卖房子。我在司法厅家属区的房子是房改分房,这套五十多平米的一楼当时只交了三万元钱就买到手中,现在以它的位置和地价,应该值二十几万。
我求小婉打印了百多份售房广告,瞒了母亲在我所在的城区广而贴之。我把那台新手机从盒子里解放出来,天天背着妈妈和人家商量房价。这样就不免会经常有人来看房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不要声张,当我带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在房里走来走去时,我很庆幸母亲那时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从自己的卧室出来,看这些陌生人闯入来觊觎她女儿的宝贝房子。
房子一周就出手了,被我家的三楼买去,他家有个刚退休的老太太,正想用这个房子开一间小卖店,我们是同事彼此也都信任,再不用换房本上交易税,签个协议就易了手。把妈妈动员出去,我着实费了不少心,好在和小婉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我们就合伙儿骗她说房子单位要给装修,得搬出去两个月,妈妈开始也有点怀疑,但她老人家的精神头儿大不如前,虚弱度日,只有透析后才精神一两天,已经顾不上想太多的身外事了,就由着我和小婉把她搬到了老姨家。
我们暂时安顿在那里,好在姨夫姨妈离婚后姨夫净身出户,姨妈又出国访问,家里偌大的房子只剩小婉一个人住,我的小表妹非常热情地接纳了危难中的我们,老姨在国外也一再电告要全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时我手里已经有了二十五万,完全可以支付换肾的费用了。
我在医院开始了一连串的身体检查和吻合细胞组织排列测验,每一项检验都顺利通过,每一個检验报告都在鼓励我向前迈进一步。
最后定在六月下旬,安排我和母亲同时进入手术室。
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是由我和小婉两个女孩子决定的,我们甚至极为有远见地从劳务市场雇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来,许给她每月800元的高薪,是为了在我手术后恢复的十几天里,由她来帮助小婉来照顾我们大小两个病人。
和医大一院真的很有缘分,在半年的时间,我在这一家医院做了两回手术,只不过这次换了内科。临手术头一天,我悄悄入住与母亲相邻的在另一间病房,上午进行了例行检查,下午,负责主刀的内科主任在我的病房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一再告诉我不要害怕,国内医院这个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高级病房里正住着一位香港病人,特意回大陆来寻找肾源,最后也将要在这家医院手术。
主任还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手术前后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期间,除了我和母亲加起来一共四位主治医生在场,还有好几名内科医生和实习医生都来看我,我看得出来,他们有的是听主任术前交待,有的就是出于好奇,因为未婚的女儿给母亲捐肾在医院并不多见,他们都想看看我是什么样。
内科病房给了我们母女最大的关怀和照顾,护士长一天几回亲自来问长问短,一个劲地鼓励我不要害怕。在下班前,小婉照例一一给医生和麻醉师送上红包,我们之前还担心过这种一托二的手术是不是红包也得双倍,哪知道被他们一致拒绝,主任甚至责备小婉说你姐姐家里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忍心收她的钱,老太太手术成功以后费用大去了,好好给你姐补养身体,她今后的负担重着呢!
手术前的晚上我和小婉一直陪在妈妈身边直到她睡下,老人家临睡前还叨念着手术费用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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