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故事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桌面,满心不快似地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隔桌对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壁虱!”说着,鼠不胜厌恶似地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满脸财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地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尊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沙哈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酒吧的主人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也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真那样?”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
“这——”
“没有必要嘛!当然喽,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对吧?”
“啊。”
“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抹了把鼻子,一副无奈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我同鼠初次相见,是3年前的春天。那年我们刚进大学,两人都醉到了相当程度。清晨4点多,我们一起坐进了鼠那辆涂着黑漆的菲亚特300型小汽车。至于什么缘故,我实在记不得。
大概有一位我俩共同的朋友吧。
总之我们喝得烂醉,时速仪的指针指在80公里上。我们锐不可挡地冲破公园的围墙,压倒盆栽杜鹃,气势汹汹地直朝石柱一头撞去。而我们居然丝毫无损,实在只能说是万幸。
我震醒了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山栏杆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
鼠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弯成两折,但并未受伤,只是把一小时前吃的意大利馅饼吐到了仪表板上。我爬上车顶,从天窗窥视驾驶席:
“不要紧?”
“嗯。有点过量,竟然吐了。”
“能出来?”
“拉我一把。”
鼠关掉发动机,把仪表板上的香烟塞进衣袋,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车顶。我们在菲亚特顶棚并肩坐下,仰望开始泛白的天空,不声不响地抽了几支烟。不知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顿主演的装甲车电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无从知晓。
“喂,咱们可真算好运!”5分钟后鼠开口道,“瞧嘛,浑身完好无损,能信?”
我点点头:“不过,车算报废了。”
“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脸:“阔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没有应声,不大满足似地摇了摇头。“总之我们交了好运。”
“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死烟头,然后用手指朝猴山那边弹去。
“我说,咱俩合伙如何?保准无往不胜!”
“先干什么?”
“喝啤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