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记忆

车开得飞快，结果不小心撞在了马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刹那，我的身体飞了起来。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完了！我右脸着地，重重地砸在了三米开外的马路中间，感觉心脏刀扎般疼痛了一下就昏迷过去了。如果不是电影组的战士黄卫到老乡那里去玩，骑自行车回来时发现了我，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他们把我送到卫生队，我在昏迷中喃喃地叫着任继锋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还在现场，赶紧回去找，结果在马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任继锋。

    后来我们都被送进了陆军179医院抢救。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手脚都打上了石膏，头脸上包着纱布。我的手脚都断了，好在内脏没有摔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我还活着，生命失而复得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但还是深深的后怕。战友任继锋却没有像我这样幸运，他的肝摔烂了，烂得像豆腐脑一样。他过了四十多天才度过危险期。那时，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还和他爸爸一起从大连赶到广东的部队来。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活着，大家都说因为他曾经是飞行员，身体好，否则肯定没命了。

    可我没有那么想，我一直觉得有种意志在支撑着他活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就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总是在深夜时，听到楼下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惨叫声。那是我们部队的气象主任刘忠民，他得的是晚期的肺癌。听着他的惨叫，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他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得了如此绝症，疼痛无情地折磨着他。我的脚好了些后，就会在深夜他痛苦惨叫时，躲过护士的眼睛，偷偷到他的病房里看他。我拉着他的手，他瘦得像鸡骨爪般的手指死死地抓住我，手指甲抠进了我的皮肉里。那时，我和他一样痛苦绝望。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时还不如一只蚂蚁。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我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却听到了他爱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知道，刘忠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向了另外一条没有痛苦的道路。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之中。等我缓过神来，一拐一拐地走下去时，正看到医院的护工把他的遗体推向太平间。而他的爱人被两个部队家属搀扶着，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刘忠民的遗体被白色的尸布盖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的脸是不是很安详。他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的眼睛滚烫滚烫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死亡是那么的真实。

    我来到了任继锋的病房，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睁着疲惫的眼睛望着我。我默默地坐在了他的面前，轻声说：“刘主任走了。”

    他沙哑着声音说：“我知道了——”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手的温度。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他又说：“活着，真好！我们要珍惜！”

    ……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记忆起我的恩师朱克岩，不光是在这个暗夜，可现在对他的记忆犹为深重。和他认识是在1988年秋天《昆仑》杂志举办的上海笔会上，当时一起参加笔会的有裘山山等人，我记得他采摘一束束桂花送到女士们房间里的情景，他脸上祥和的笑容。他听说我在老部队的困境后，就千方百计地把我从西北部队调到了广州空军部队，然后又想方设法让我提干。他和林清亮、窦志先他们一样，对我恩重如山。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早离开人世，刚刚过完五十岁的生日，刚刚把儿子送上大学，就发现得了肝癌晚期，不久就与世长辞。在他住院时，我去探望过他，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他一生老实厚道、为人仗义，有自己的文学梦想，可他还来不及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就永远地闭上了慈爱的双眼……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着他化过妆的面容，心情像铅一般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再次相见，永别是多么的令人伤怀、欲哭无泪！某个清明节，我提了一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来到他的坟前，把酒一点一滴地洒在他的墓碑上，把烟点燃了一根一根地插在他的坟前……

    ……

    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在这个时候重现，意味着什么？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灵魂却在挣扎。

    我还没有死，没有！老子还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可老板娘他们明明知道我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救我？

    难道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又听到了石头滚落山谷的轰隆隆的声音，从上面又滚落不少碎物，堆积在我的身体上，我的身体越压越紧，我获救的希望越来越小，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仿佛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