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路带我回家

    　　母亲问我，今年在哪里过年？我不敢肯定，搪塞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年就在那里。

    没有得到预期答案，母亲不放心，又说，儿在哪里，母亲的心也会在哪里，母亲的心在哪里，年也就在那里。

    母亲总是这样，盼儿归家的心愿越强烈，越不好说出口。

    母亲原本可以和儿住在一起，但她离不开故土，执意要住在乡下，很遥远很偏僻的乡下，这就注定了她会在乡情与亲情中饱受煎熬。前些年，我工作的城市离家较近，母亲身体也还好，隔三差五总要进城来看看，看看心里就踏实。最近几年，我到了更远的城市工作，母亲也年事渐高，双脚和双膝渐渐长满细细密密的骨刺，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医生说，这是常年劳累的后遗症，只能缓解，无法根治，最好少走动。当着医生的面，母亲很坦然：“我走不动没关系，我儿可以走，他会回来看我。”当着我的面，母亲的说法又截然相反：“你是公家的人，吃公家饭就得守公家的规矩，咋能说走就走呢。”

    母亲想儿，却又不忍心因为自己耽误儿子的前程。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找八字先生为我面过相。八字先生说：“你儿天庭不饱满，地廓不方圆，是劳碌命，一辈子劳作不休，终究一事无成。”母亲听罢，颇感内疚，一再责怪自己没文化，不懂优生优育，接着，又问八字先生可有化解？八字先生说：“命运其实是两个字，‘命’由天定，‘运’靠人闯，看各人造化吧。”现在想来，八字先生所言实在狡猾，人生在世谁不是劳碌命？偏偏母亲执迷不悟，笃信儿走得越远越背离苦命。我读了书，进了城，母亲以为儿的运数果真有了改变，高兴不已，逢人就说，我儿出息了，捧铁饭碗了。等她进了城，发现儿子的“铁饭碗”不过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苦役，又沉默了。后来，我调了工作，从小城市进了大城市，母亲牢记前车之鉴，忧虑一点儿未减轻：“大城市人生地不熟，没准哪天让人砸了饭碗，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就这样，我和母亲之间虽未隔着万水千山，却横亘着一条起伏不定的心理长河。这条河平时波澜不惊，一到亲情弥散的季节，就波涛汹涌，巨浪滔滔，反反复复地拍打从故乡到异乡那道弱不禁风的心的堤岸。

    更行更远，回家路越来越长，乡情乡音也越来越模糊，唯有母亲的牵挂，一如挂在心灵窗柩上那串敏感的风铃，时时晃悠。风铃响起，无论在白昼，在梦中，在每一阵微雨轻扬的时刻，在每一缕阳光洒落的刹那，我都能听到母亲熟悉的耳语，甚至，还能感觉到她留在我掌心的温热。

    “我要经常回来看您。”我对母亲说。母亲听了，总是很幸福地笑。母亲笑起来很好看，眉梢在笑，眼睛在笑，嘴角在笑，每一条皱纹都在笑，好象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凝聚在儿子随口而出的承诺里。

    但是，儿子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很难兑现回家的承诺。偶有闲暇，赶紧写封信回去。母亲接了信，却舍不得看，端端捧在手心，反反复复地摩挲，等到平平整整的信封已破烂得不成样，才找到左邻右舍上学的孩子们念给她听。孩子们念完，似觉不够，她又会找坡上坎下识字的乡亲继续念，直到每一个标点都烂熟于心，薄薄的信纸也变成一丝一缕的纸条我曾想买一部手机送给不识字的母亲，母亲坚决反对。我让邻居大伯、大婶帮我劝劝母亲，没想到，邻居们也坚决反对：“还是写信好，收到你的信，整个村子都像过节似的，好着呢。”

    “如果要回来，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听了，却并未在意。在我看来，一个突如其来的拜访，或许更令母亲惊喜，谁知道，母亲喜悦的眼神里，竟夹杂着那么多欲说还休的遗憾。到这时，我才明白，希望和等待也是母亲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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