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仁却在灯火阑珊处

，克莱夫贝尔严厉地批评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装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从未用心。”因此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产阶级才高于志，土木形骸的生存方式，实在是摧毁了西方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而东方中产阶级在享乐方面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前辈更遥远了。王怜花在古今兵器谱引用了麦芒的诗句：

    可怕的死亡教会我放纵欲望

    二十岁是短命　一百岁也是夭折

    上天不会再派同样的人

    顶替我享受那份该得的恩典

    对于生命的体会因群体、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生命的短促，这部分富裕阶层产生了生又何欢死又何苦的局促，以至他们只能选择那份该得的恩典。而对于他们所生产的文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它并非文化，最多也是速食文化，文化的垃圾堆放处，文化要的是对生命的渴望，精神的郁结，以及对人类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而中产阶级恰恰缺乏这种文化底蕴，他们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肯承载太多太重的情感，也不肯付出太多太重的代价。他们愿意以追求快活、轻松、潇洒、闲适、恬淡为终极目标。就这样，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好在，他们毕竟不能算是我们的主流文化。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的主流文化倒底是什么？文化的载体是人，只要弄明白是什么人代表主流文化就容易多了。社会转型期这批打上了原罪的富人层中，使本该代表整个文化主流的富人阶级变得良莠混杂，即增加了秩序化的难度，也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模糊状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难怪南先生在解释此节时，也颇费周张，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2〕。马克思当年曾说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敢跃入万丈深渊。网易因为虚报了420亿美元的合同收放差一点被摘牌，而银河广厦更令人发指，上亿的血汗钱被骗局吸走，但没有人对骗局负责，公司可以一关了之，人可以一走了之，结果行骗收益极大，而成本则微不足道，这种“恐怖效应”泛滥成灾，行骗变成了一种“艺术”厚黑之风日盛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尘埃落定，这类人自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比如天津的禹作敏，郑州的张金柱如是，由此也更加催促我们，思考当金钱伦理逐渐代替道德伦理之时，我们的主流倒底是什么？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中国经营报上说：“所谓主流，就是敢担当、能负责；具有主流意识，就是要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经营企业、回报社会。”这其实还是一个德的范畴。以法制国，往往犯法的都是那些精通法律的人，以德治国，给良心装上一道防盗门，似乎越来越必要，纵观历史，但凡国家危难，出来拨乱反正的总是道家，而守成的往往是儒家，不无道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前一个命题——以文化伦理来取代“防盗门”

    无庸质疑，孔子“仁”的核心要教导人们安贫乐道“道德的修养达到宁静安详的境界，永远保持修养上的这个境界，久而久之即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个人享乐上的低追求，与群体的高追求相结合，应该是理想社会的基础。当历史的车轮以冷漠的姿态滚滚前进时，蓦然回首，似乎看到那位坐着牛车的老人，带着他的教科书，正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猛然听到一首老歌在耳边响起：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明天的你我

    该怎样重复那昨天的故事

    这一张旧船票

    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南怀瑾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