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法争

的一部分。”

    除了报纸舆论权以及法院的执法权之争，抗日战争的较大部分乃是金融战。

    银行与银行争斗，尤其是国民政权与汪伪政权各自为了用自己的通货取代对手货币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上海，这种竞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釆取了使用城市恐怖战略的游击战方式。

    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则被南京雇用的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

    他们企图主宰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目的是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控制。

    双方都在从事这种恐怖活动。诚然，最初的几件银行官员被杀案，乃系重庆派出的特工对通敌分子的行刺。最轰动一时的炸弹爆炸事件，可能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分子所为，即2月20日对位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

    那天是星期四，上午10点半，穿着中式长衫的六名男子走进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其中一人直趋二楼的经理办公室，但是一个会计的岀现惊吓了他。他便与其他诸人拔出手枪开了火，随后扔出4颗自制的炸弹，但只有两颗爆炸了。

    袭击者匆匆撤回主楼梯，那里的一个银行保安试图拦住他们，却被他们开枪打死，特工们遂得以脱逃。

    伪政权当局，试图利用这次国民党特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汪伪中央货币发行银行的悍然袭击，获取最大的宣传利益。2月25日，警务部长李事群在歹土的极司非尔路76号宣称：

    “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重庆特工再次进行恐怖活动了。在过去两三年里，重庆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恐怖活动是“任何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最为下流的手段”，它企图对上海国际团体的共存进行恐怖威胁，使得经济复苏和商业繁荣不可能实现。”

    谈及中央储备银行爆炸案时，李事群说道，上海仍有许多银行属于重庆政权，但是维新政府从未试图破坏它们。如今许多银行家和金融家倾向于维新政府与“和平运动”，李事群希望鼓励这种趋势。

    他补充道：“本市就存在着许多重庆特工。我们既允许他们自由活动，也不想以谋杀对付谋杀。这些重庆特工仍被我们看成是中国人，只要他们热爱和平，遵守法律。”

    “另一方面，如果重庆特工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那么就会陷于困境。自己（李事群）便会负起“公共安全”的责任，公开地迅速釆取行动恢复和平与秩序。“作为警政部长，我不希望上海处于恐怖气氛中。”

    尽管李事群有这番讲话，但是仍然出现了3月3日正午，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未遂暗杀，以及3月21日重庆特工对该行一位资深经理的成功行刺事件。

    由于已经有了李事群含蓄的警告，故国民政权方面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对手的报复，但是，却没想到日本及其傀儡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3月21日夜间，伪政权的恐怖分子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枪手们打灭电灯，开始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5个银行职员被打死，6人以上受重伤，他们都昏睡在浸透了鲜血的被窝中。

    当夜晚些时候，确切地说，是3月22日（星期六）凌晨，多辆警车驶到位于歹土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穿着便衣的伪警察和几个日本宪兵将银行职员和其他雇员从床上拖起来。并于清晨3点钟，将128人带到恐怖的极司非尔路76号监禁起来。

    第二天，即3月23日，警政部长李事群承认了拘禁中国银行128名雇员的事情。他说道，警政部很不愿报复“重庆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袭击愈演愈烈，而两个租界当局又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之故，警政部别无选择，只得下令逮捕由重庆控制的本市的银行雇员。

    李事群说，这些囚徒会得到一切可能的保护与舒适的环境，“只要重庆政权一表示出悔改之意，本地的和平与秩序得以确立，他们就会被释放……假若这一警告被忽视了，我们将被迫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付重庆政权在上海经营的所有金融业的全体人员”。

    为了强化李事群的警告，南京方面的恐怖分子在3月24日发动了大规模的炸弹袭击。当天下午.爱文义路上中国农民银行一个急得发疯似的雇员打电话给工部局警务处，说是有人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发出嘀嗒响声。

    副巡官尤因斯赶赴银行，小心翼翼地拆除了一颗炸弹，它安装了定时和接触两种引爆装置。差不多在此同时，将近下午4点钟，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处发生了爆炸。炸药摧毁了二楼的大部分，炸死1人，伤38人。

    另一次爆炸发生在界外的法租界内，那里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了，7人死亡，21人受伤，大多数是办事员和会计师。

    3月25日，上海银行正常营业，但是其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幕后活动：据可靠消息，包括政府银行在内的中国诸银行（除了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与南京政权的代表们签订协议：首先，作为妥协，中国在上海的诸银行不再受到骚扰，其次，释放被拘禁的银行职员。

    中国的银行家们对于作出成功的安排满怀希望，以使上海的金融活动得以开展，避免总体崩溃。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代表，段茂澜博士首次来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给予更多的支持。

    段博士说道，若无适当的保护，则诸银行只得撤岀，而国民政府的通货供应也将随之撤岀。罗赫德答应向美国政府传达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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