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