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

    冬夜，很可能是台北人里最受注意和欢迎的一篇，因为据我所知，好几种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译的，都把白先勇这篇小说编选在内。冬夜之能受普遍欢迎，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此篇采用比较明显的呈示法表现小说主题。像台北人其他每篇一样，冬夜里也有许多隐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当程度之内，我们不难了解小说旨意。二、此篇题材关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面临的困境，而台北人这一类严肃作品的读者，大概也都是知识分子，如此，由于读者能领会小说人物之心境处境，并切身体认小说里提到的或呈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就容易和作者发生共鸣，三、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冬夜确实是一篇以熟练技巧写成的感人故事。读后令人低回沉思，喟叹人生几何。

    冬夜的情节动作，和台北人大多数故事一样，发生在短短数小时内。而情节也主要靠小说人物的对白来推展。主角是一个在台湾某大学教英国浪漫时期文学的老教授余钦磊，另一重要角色，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民国初年，他们两人在北京大学，同是领头发动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余钦磊随政府来台，一直在大学教书，吴柱国则留居美国，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名人，现刚返台北做数日之停留。冬夜小说情节，即叙述吴柱国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从社交应酬与学术演讲的繁忙中抽出几小时，来到温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访老友，两人谈今话旧并发抒内心感触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期待老友；情节主干由两人之对话构成；吴柱国离去后，高xdx潮即下降，作者恢复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所为所思，小说很快也就结束。

    从这两位老教授的回忆对话，我们得知五四运动的时候，和他们两人交往甚密而抱持同样理想的北大同学，还有贾宜生、邵子奇、陆冲、陈雄等人。其中陈雄后来变成日本大汉好，早遭枪毙，陆冲没离开大陆“百花齐放”时，被北大学生清算，说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为孔教作怅，逼他写悔过书，他不屈而跳楼自杀。邵子奇和贾宜生，则也随政府来台，邵子奇改变初衷，当起官来，颇有社会地位，却和老朋友疏离了关系。贾宜生和余钦磊一样，同在大学教书，由于妻子病在医院，生活穷困不堪，半年前摔过一跤，摔破血管，一个月前去兼夜课时，不慎滑入阴沟里亡故。

    这几个人的遭遇，都是余、吴二人谈话中说出的，小说里真正出场的角色，除了二老教授，就只一个配角——余钦磊二十岁的次子俊彦。然而，小说里还有两个没和读者直接见面的人，值得注意。那就是余教授的前妻雅馨，和他在台湾续娶的太太。雅馨是五四时代女师大的校花，当年和余钦磊，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分罗曼蒂克地结成姻缘，生下两个小儿，不幸就去世。余教授现在的太太，总是到隔壁萧家打麻将，和余钦磊毫无心灵上的沟通。

    关于吴柱国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我们只知他妻子已逝，没有儿女，一人独居。

    作者虽然没有明说，我们却可从二友对话内容推断，吴柱国这次是二十年来头一次回台。而且，余吴二人虽然心里一直保存旧时的友谊，平常他们也极少通信联络，双方许多事情都彼此不知道。如今久别重逢，谈话过程中，他们才又开始重新认识对方——被年岁和现实环境逼迫得改变了的对方。这篇小说的情节高xdx潮，就是建立在二老友彼此的逐渐醒悟。

    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作者必大量运用对比手法，来衬现五四时代的余吴二人，和今日的他们，之间的大差距。作者同时也把过去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今日时代观念，作为明显对照，来强调今非昔比的主题。现在我们就先讨论小说人物的今昔对比。

    从小说开头的客观描述部分，我们看到余教授“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那是因为五年前他曾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伤。小说里作者一再提到余教授“那只撞伤过的右腿”、“那条僵痛的右腿”、“僵硬”、“麻痛”、“一拐一拐”、“迟缓”、“蹒跚、蹭蹬”等等。可是，从二友的往事追叙中，我们得知“五四”时候，北大青年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头一个爬进去的就是余钦磊“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今日之跛足拐脚，和昔日之叠罗汉赤足乱跑相比，是何等强烈的对照！余教授听着老友追叙这些往事，脸上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似童稚的笑容来”这一瞬间，他的心情仿佛又回到青春年代“不由主的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这时他“没有穿拖鞋”——正如五四时代之赤足。可是包在“打了两个黑布补钉”的绒线袜里的僵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灵活的赤足相比？

    吴柱国初见俊彦，惊叹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钦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由此可知，余钦磊当年和俊彦现在一样“眉目异常英爽”长着“一头墨浓的头发”现在呢？他有一张“皱纹满布的脸”而作者更是一再的提到他那“十分光秃的头”“十分光秃的脑袋”

    这些只是余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对比。更令人感触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态度上的今昔比照。

    从他参加五四运动之事实，爱好浪漫时期文学的事实，以及当初和雅馨恋爱的情形，我们都可推断，余钦磊以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视现实的桎梏。可是现在，由于年岁的逼迫和现实环境的压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损殆尽，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样，他还在大学里教英国浪漫文学，教拜伦的诗。可是现在他教书，显然已无热情，只是维持现实生活，余太大有一次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这叠笔记的丢失，即影射他年轻时代的浪漫精神之丧失。

    而使他失去那叠笔记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是代表“现世”的余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终被现实所逼失。余教授的前后二妻，确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雅馨象征理想、精神和爱情，即“过去”；后妻象征现实。物质和肉体，即“现在”雅馨早殁，而“肥胖硕大”的余太太健康活在人间，取代了雅馨的身分，这也是暗示现实终于取代了理想。

    客观说来，余太太除了爱打麻将的毛病，其实也是一个不坏的妻子，会想到替丈夫晒书，会提醒他贴膏药治腿，会想到“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然而她对丈夫的关切，只限于肉体方面，和健康问题。她完全不关怀也不了解余教授心灵上的需要或希求。如此，为了讲究卫生而晒书，却丢了载满心得的笔记；不忘替丈夫烘暖于善堂的膏药，却不耐烦听他提起吴柱国；心想打牌赢钱买鸡给丈夫吃，却一口否决接吴柱国来家里吃一餐便饭。

    说到此，我联想起一点，颇有些趣味，却从来没有提过，就此顺便说一下。在白先勇的小说里，鸡肉，特别是炖出来的肥鸡肉，常被用来当做女性肉体的象征，一把青里，心灵枯亡而肉体发达的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刘骚包立刻笑闹道：“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姓王的也“吃豆腐”说道：“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岁除里，赖鸣升追叙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被他营长的姨太太肉体引诱。她打牌打出一张白板，笑吟吟道：“给你一块肥肉吃！”后来她回房，传他进去“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和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厮缠胡闹。小蔡嬉笑道：“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金大班应声戏答：“我还没宰你这头小童子鸡，哪里来的鸡炖给他吃？”就是在游园惊梦那么一篇雅致作品里，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暗示。程参谋向钱夫人敬酒，一连喝下三杯，脸上顿现酒晕“额头发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几颗汗珠子来”这脸神描写，和当年郑彦青与她肉体交欢时的脸神描写，颇为相近，所以作者虽未点明，我们却可想像，钱夫人这时，至少在潜意识里，闪过一丝对于过去那次xìng交的记忆。而就在同一个时候“程参谋替钱夫人拈了一只贵妃鸡的肉翅，自己也挟了一个鸡头来过酒”

    如此，余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赢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就不单表示她关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里明白余教授需要她肉体所能给予他的性欲满足。尽管余教授满心怀念雅馨，那“随风飘去”的“凌波仙子”他的肉体却必须活下去，在现实中活下去。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饭睡觉与照顾肉体生命的忙碌中，灵性的光辉逐渐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渐消亡。不错——“现在”总战胜“过去”“现实”总战胜“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总是赢的”人，若要长保灵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摆脱肉体，像雅馨那样早日“随风飘去”雅馨就是因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为“灵”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无肉性，所以，当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她做的是“挂炉鸭”而不是炖鸡之类。

    余教授的理想被现实击败的一大证据，便是他停止翻译拜伦诗集。从二友谈话中，我们得知余钦磊早年立志译完拜伦诗集，吴柱国原以为他早已译毕，问起在台湾是否畅销，才知并未译完“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译作，教书也不再热心，不似吴柱国想像那样“守住岗位”却一心设法争取外国赠送的研究奖金出国。他想出国，完全是被现实生活需要所逼，因为他送大儿子留学，借过一大笔债，无法还清，便打算出国积留些钱，偿清债务。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学一个福特奖金，却在赴美的前几天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明明知道生活穷困异常的贾宜生，也申请了这项奖金，如果自己宣布放弃，贾宜生可能就会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弃，在医院一躺五个月，哈佛就取消了这项奖金，余教授对贾宜生的深厚友谊，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他谈及他时的感伤语气，为他到处奔走筹治丧费与抚恤金的事实，替他整理校对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显然，当友情与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冲突时，被牺牲的总是友情。现实，终是胜利的一方。

    吴柱国告辞，余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当吴柱国要踏入计程车，两人握别的时候，余教授突然声音微颤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一下，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以上这几句对白，是小说最后的一个高xdx潮，呈示并强调出现实的全面胜利，理想的全然败溃。余教授要去美国，要停止教拜伦，即意味了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终于完全搁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学，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辉灿烂的浪漫精神之熄灭。如果吴柱国还对余教授抱着一丝幻想，临别时的这几句话，把他最后这丝幻想也夺走了。

    可是有一点，我们却也不能忽略。余钦磊被现实所逼，打算出国，只要去“一两年”并没有要移民到美国永居的意思。这表示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不宜说他“放弃”了理想“屈服”于现实；只能说他“搁下”了理想“接受”了现实。可叹的是，他可能没想到，现实的压力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愈积愈重。他也许以为“暂时”搁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搁，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看吴柱国和他的处境。

    吴柱国是冬夜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他的处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从作者对他那么一点的客观描绘里，特别从吴柱国本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处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钦磊相似——都是现实战胜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说开头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写吴柱国这次回国抵达松山机场时之外貌与风度：

    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这样的描绘，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操，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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