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跳出了批驳卫绾。
不止是忌惮于帝师卫绾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单纯畏惧皇帝刘彻杀伐果决的铁腕,而是不敢与民意为敌,遭受万民唾骂。
或许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极重声名的汉代,所谓的风骨,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执拗。
有民意支撑时,诤臣敢与帝皇争辩,苦谏不听则当殿撞柱,是为死谏,则万民称颂之。
若无民意支撑,大臣惹以死要挟帝皇,则是故意往天家头上泼粪,大汉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传扬出去,名声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无人敢逆。
汉人,尊崇汉学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蕴再厚,信众再多,难不成还妄图独立于汉学之外?
莫非对汉室社稷有甚不满,想另起炉灶,祈盼出现个纯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没人敢!
大汉立朝七十八载,愈发国富民强,尤是刘彻登基后的十余年间,大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室声望已然攀上了亘古未见的高点。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刘彻现今说他是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会深信不疑的,较为清醒的王侯权贵们或许不以为然,却也绝不敢说出口,否则那些“愚昧百姓”是会将他们活活撕碎的。
帝师撰文,主张“汉学当立”,皇帝当殿说了两个字,“大善”!
于是乎,汉学得立!
太学即刻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汉学院辖下,重划系所,纳百家学说及不同流派,诸如道学研究所,儒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墨学研究所……
各学派宗师皆称院士,其座下弟子学业专精者,可为博士,博士弟子则为学士。
今后凡太学诸官撰写著作,著作名称及署名头衔皆不以百家划分,而以学派为别,以道学代道家,以儒学代儒家,以百学代百家。
以儒学为例子,儒学研究所又分六大学系,是为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和旁博,所谓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为不同与主流学派者。
汉学为主干,儒学为分支,六大学系则为细项。
经过二十载的努力,刘彻终是达成了目的,将儒家彻底裂解打散,而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顺应时局,化为养分,滋养日渐成型的汉学体系。
太史令司马谈则改任汉学院的院监,官秩同于科学院院监刘乘,负责巩固和完善汉学体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师卫绾年事已高,近年除却偶尔到宫邸学舍教授课业,多半时候都是深居简出,在府中著书立说,鲜少露面了。
司马谈此时入太学任官,且执掌两院中的汉学院,无疑是要为日后继任太学祭酒做准备,毕竟科学院诸官向来鲜少过问太学具体事务,院监刘乘更是醉心于所谓的科研项目,又身为亲王,压根无意太学祭酒之位。
现今朝中掌文教者,一为太常府,一为太学。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学,太学则为诸学之首,文教司虽可掌控大批师资,可批复大笔文教预算,包括太学的赀财拨付,然太学祭酒却是不受太常卿辖制的。
且不论现任太学祭酒卫绾乃是帝师,位同三公,即便日后继任之人不似卫绾般地位超然,至少也会位列诸卿,可直达天听,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马谈未入不惑之年,却力压诸多皓首穷经的学派宗师,出任汉学院院监,可见皇帝对他的信重,亦可知他执掌汉学院后的诸般作为,必是代表着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学说想要不被摒弃在汉学体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门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观风向,闻弦知意。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
在皇权时代,非主流学说是没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学更是不切实际,先不谈甚么理想,饿着肚子追求自身认定的真理和大道,这类人肯定有,但毕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饶是不怎的受诸侯待见,可仍是四处求官,说好听的是想实现胸中抱负,说难听的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这有甚么好讳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视之罢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和圣母表们,若非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焉能吃饱了撑得去宣扬甚么博爱和普世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足方可知礼仪,各派宗师及其弟子门人也是要吃饭的,在现今的大汉,文人想吃饱肚子,最好的途径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铁饭碗。
不为五斗米折腰?
真若家中无米,饿上数日,半碗米饭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谈不上甚么高尚还是丑陋,现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