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之死

赵氏一族五世积淀，加上血液里狼族的韧劲，智伯将赵襄子列为主要对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前期的阻扰战术未果不能算是失败；耿耿于怀之下又失其聪却是失败的根源；审时度势不可谓不高瞻远瞩，桀骜之下不拘小节，言、行辱之又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此其失败根源之二；刚愎自用，逡巡一切，目不容物直接导致在最后的关头听不进郄疵之言却是致命的，将自己和家族送上了断头台，徒留一个智果依辅氏苟活，在预言的悲哀里仰看漫天的白幡，无语无泪。

    单从战术上分析，不难看到，智伯是读过史书的，甚至对赵氏晋国一脉的先辈赵盾乃至霸主的权术也是有着研究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战术对付同僚，炮制了高压之下的蚕食政策，削弱他们的势力；以纵横之术从韩、魏之兵，欲鲸吞赵国，断其一足，而后逐一灭之，这个手段的运用不可谓不成功，只是灭二卿智伯依然露出端倪，令韩、魏二卿产生怯意，乃至被张孟游说，以溃敌之水自溃家门，由此看见，纵横之术在春秋已经演练臻熟，至秦伐六国之时的运用，不过也是拾人牙慧，被悍秦看穿乃至反运用，最终一统六国，只能说明后人技穷。

    反观赵襄子，若说被索不予说明了性格，除了仇恨之外，扮猪吃象或者投石问路是不是赵襄子的本意也未可知，如同韩魏的骄兵之计未尝不是在一种形势下的妥协，历史若是按照海市蜃楼的风景演绎，智伯与无恤何尝不是当初的赵盾与楚庄王霸业之争的翻版？只是赵襄子更聪明些，祖上的开明得以延续，韬光养晦以待天时，轻赋减税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维结出了胜利的果实，以晋阳城为决战的依托，沈灶产蛙、悬树而煮而民无叛意，验证了历史方向的正确性，在铺垫了当初重耳退避三舍的经典战术之后，晋阳决战，赵襄子一劳永逸，虽如举刀断水，了然无痕，但春秋的历史车轮已经悄悄的改变了方向，重新开始沿着螺旋的曲线前行。若上面的推理成立，足见得狄人在当初的争霸世界里，已经完全能掌握中原古老的战术并灵活运用，枭雄嬴政鲸吞之举，似乎也是必然的了。

    旌旗猎猎，战车滚滚，远去的硝烟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沉淀，鲜血染红的战袍也慢慢的在岁月的长河中失却了颜色，乃至那些一将成名万古枯的丰碑也不能经受时光之矢，风化为一抷黄土，湮没在蒿草之中，独对冷月清风。只有文字流传，面对时光的拷问。

    智伯死了，我们还活着，而后世的司马迁也许不会写我们的传记，我们只是落入了别人的眼里，然后如流星般滑落。不死的只有司马光，以一个虔诚的儒家捍卫者写下了这一段话;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就是司马光，纵有矫枉过正的言辞，骨子里却表达了一种对儒家人君思想的传承和膜拜，读来其捍道的立场鲜明，一言千载风月，只为牧者省，其心哀哀。但不管怎么说，司马光是忠于他的思想和言论的，纵然其德、才之论犹如毒蛇的牙齿那样真实而有效。

    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司马光用老到的眼光节选几番对话，将德之一字，演绎的完美异常。至于几位愚忠的范例，这如司马迁将宋襄公塞进春秋五霸同出一辙，乃是儒家思想的附体魂魄之一。但，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对德、才的论证基础上，在子思言笱变于卫侯的言论中对德、才的言论做了补充：即在某种情形之下，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至于用后如何，却又隐而不言，用节选的吴起一章，描述吴起最后的结局是伏王尸而就诛，虽不做评述而其心昭昭也。

    司马光用三家分晋论证了王道；用智伯之死阐述了德、才。所以智伯死了而司马光不死，一部资治通鉴为牧者千年之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