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之哉沽之哉——叫卖的书生

    一

    今年暑假，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外出旅行，二是在家看书，算是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搭了一点儿边，其实是附了一回小小的风雅而已！因了即便是像附庸风雅这档子俗事，我也是极少有机会去做的，更不用说真正的风雅之事了。

    但是，从外面游走回来之后，坐在书房里静想，想着想着就没了意趣，古人所谓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学识更广博，人情更练达，仕途更通坦，人生更绚丽，除此而外，我就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的东西了。”

    暑假期间，接连听到几个消息，那就是我的亲戚或朋友的子女都考上了大学，按照古代人的说法，那就是中举了。中举了，谁不高兴呢？那个范进中了举就开心得发疯了。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当然，在电话里照例是要对亲戚或朋友道贺的，对方也都欣喜不已，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尚未接触到神童诗)时，上了年纪肚子里有些墨水的先生就会对我们这些黄毛乳儿说：“好好念书，不可贪玩。古人云：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斯之时也，吾等乳臭未干，胸无点墨，不知何为“学”更不知何为“儒”；看先生脸色，甚是庄重，心底下便想：许是这“学”与“儒”与吃饭、睡觉同等重要吧，否则，先生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们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四句话”(我们儿时都把先生念的神童诗叫做四句话)呢？说的最多的是那一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班里的同学大都出身农家，均为“田舍郎”田舍郎要跳出农门，必须要自强，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这是通向“天子堂”的惟一途径，别无他路。

    那一年的夏天，千万学子过独木桥，我也挤了上去，有幸成为全省的“文科状元”那个时候，我家的周围八方尚无人考上大学。我算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考上“状元”的第一人，了不得了！一时广为流传，佳话迭出，仿佛像某个古代的及第士子那样春风得意。“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

    金榜题名之后，才知道，书生之路，竟赫然有血泪满途！

    举目四顾，天地苍茫，寒鸦点点。“天子堂”温暖的灯光渐渐地隐在了视线里；雁塔前涌动的人群四散在天涯海角；及第时那一份难捺的激动已被铺天盖地的寂寞所覆盖；鲜花和笑脸，掌声与歌声，喧天的锣鼓，悠扬的号子，都成了昨日长风，成了长风过后窗前的那一盆枯萎的秋菊。

    于是，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看到空旷的天宇，无际的荒原，感念那历史之漫长，天地之悠久，想起楚辞•无游中那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话，禁不住泪眼朦胧，苍凉，寥寂，孤独，悲郁，似乎人生之遭际，命运之浮沉，都在那一打眼之间痛楚了起来，忍不住念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千古绝唱出来。

    书生得意终有时，而书生失意总与漫漫长日作伴。书生失意时，多爱念这一首登幽州台歌，好像这一念，人生便有了支撑一般。

    二

    公元前278年前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汩罗江畔有一个披发行吟的诗人，边走边问天，且笑且哭。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位诗人不见了，后来在汩罗江的下游看到了这位诗人仰面而浮的尸体，仍然是一副昂首问苍天的样子。他就是屈原。

    屈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书生了，不仅当过朝中的左徒，而且还当过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就是掌管王族中势力最大的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之事。按理说，屈先生的日子是很好过的，朝中为官，最能保全自身的法宝便是要学会：多点头与弯腰，多说是是对对与妙妙，少管些旁人闲事就是了。可是这位屈先生，秉性耿介，嘴巴总是闲不住，朝中的子兰与靳尚做不法勾当，他便忍不住同楚襄王去说。说了一遍不够还说第二遍第三遍虽说是邪不压正，然有时候，邪恶势力太强大了“正”也不得不低头。那辰光，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应该说是很为某些读书人所熟悉了，屈原不会没有看过这部书吧？如果他对道德经有所接触，恐怕就不会跳到汨罗江里去了。像那个宋玉就很聪明，他显然是把道德经读了又读的，以至于把里面的思想贯穿到他的行动之中。当时，屈原梗着脖子跟子兰、靳尚他们干，宋玉就劝屈原：“今王方眩于佞口，酣于乱政。楚国之人，皆贪靳尚之贵而响随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噪其中，言不从，国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贾仇而钓祸也。”

    宋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胆小怕事，其实是很有些道理的。道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夫惟不争，是为争”水一旦遇到障碍物必绕道而过，而不是非得要把障碍物穿透不可。楚国已经病入膏盲了，君王旁边都是那奸佞小人，而且君王就是喜欢这样的奸佞小人，就是不喜欢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面对这种局面，你又能怎样！你老讲忠信、孝悌，为国为民，人家不稀罕！你是一个书生，管管王族子弟的教育之事也就够忙的了，够本份的了，还去管那档子国事干什么呢？劳心劳思，还讨来满朝文武的白眼，何苦来哉！屈原不听，听不进，他说：襄王这样不对的呀，忠信不用，楚国就要灭亡的呀！我一定要让襄王听我的，否则，国家就要断送在这些佞徒之手了。屈原又去跟襄王进谏，弄得襄王懊恼不已，再加子兰、靳尚等在旁边刮耳边风，于是，襄王就把他放逐到沅湘流域去了。屈原终日里徘徊在沅湘之滨，歌吟悲伤，仰天长叹，问天天不语，叩地地不应，真个凄凉！宋玉看不过去，复加劝道：大夫啊，你这样悲伤做什么呢？想通了，根本就不要那么认真。你想想，你的容貌形骸，非你所有，父母生你下来，你若是美的，就不会变成丑的；你若是丑的就无法成为美的；长短强弱都不能由自己控制。病了不能除，死了不能留。一身尚且如此，何况一国呢？你没听说过君子处世的原则吗？应该是“寄形以处世，虚心以应物，无邪无正，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功无罪”宋玉见屈原无语又说道：我听说上达节，中守节，下失节。虚其心而远于有为者，称作达节；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叫做守节；得其所分又悲而挠之者，就是失节了。

    屈原想来想去，就是没办法使自己做到“达节”就是连守节也难。干脆失节算了，就去跳汩罗江。如果他从老子门前经过，定被老子骂个狗血喷头！一个真正的读书之人，居然连最起码的生存原则都不懂！你除了问天，就是跳汩罗江，舍此而外，你还能做什么！主人买了你，你却要当主人的家，有这种道理吗？所幸，屈原跳汩罗江时，老子早就骑着青牛过函谷关去了。

    三

    中国过去有句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人把文学叫做文艺，把武学叫作武艺。这个“艺”字用得好。不管文学、哲学或任何学问，一旦修炼到了艺术的境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化境”了，是了不起的功夫，令人肃然起敬重之心。学好文武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卖给帝王家。一朝入了王侯之门，一生的荣华富贵便不消说的了。然也有人学了大本事，卖不出去的。像屈原算是很成功地把自己卖出去了，卖给了帝王家，本应该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只是他老跟自己过不去，卖给了帝王又跟帝王对着干，结果把自己逼进了汩罗江。这是他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有许多人文艺与武艺均非常了得，却始终卖不出去。孔子总算够厉害的吧？文艺武艺都使得，人品又中正，谁不说善道好呢？可就是卖不出去。论语里不是写着么：“沽之哉！沽之哉！”一个大书生，如此叫卖，真够可以的了。他不光卖自己，还带着一大帮子弟子一同待卖。坐在家里卖不出去，就到流动摊位上去卖，还是卖不出去。为了推行他的“王道”政治主张，他把婚也离了，家也弃了，一心扑在他的“主张”上。他跟自己的学生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游说，也就是要把所有的本事卖给王侯们。无奈，孔子的学说太美了，美得让人无法接近。他所提倡的“仁义”政治需要一个非常遥远的过程，而人们喜欢马上就可以看到利益的招数。这一点，孔子是做不到的。做不到，那就不好意思，请另找高明吧。找过一个“高明”又一个“高明”谁也接受不了他的“仁义”弄得他一歇歇被人围困，一歇歇饿肚皮，像个丧家之犬，那些学生们也跟着受罪。可他不难过，被围困在陈蔡这个地方时，他还唱歌呢，乐观得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可惜，连圣人都没人买！早知如此，还不如安安耽耽地课课徒，写写书，也好兼顾家庭，有可能就不会离婚了。但如是这样，孔子也就不是孔子了，他还能成为“万世师表”么？

    孔子卖不出去，自然地，孟子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也到处去卖，结果也没碰上好买主。他碰到三个国君，一个齐宣王，一个梁惠王，一个梁襄王。孟子讲“王道”齐宣王感到头痛，一个劲地跟他打“太极拳”为了让他死心，还尽说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许多病：好勇、好货、好色等等。孟子说你有这些病都没有关系，非常有耐心地跟他讲道理，到最后，还是不成功。只得到魏国去，那个梁惠王对他的理论起先不感兴趣，经他多番演说，似乎感了点兴趣，谁知在节骨眼上驾鹤西归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一副吊儿郎当公子哥儿的样子，你怎么同他说？看看就来气，还是卷铺盖走人吧。这位“亚圣”最终也没有把自己很好地推销出去。看来，那个时代，要推销自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学问越好，理论越深奥，也许就越没有好买主，所谓“曲高和寡”是也。

    当然，也有人卖得好的，譬如苏秦与张仪。他们是同学，都是鬼谷子先生的学生。苏秦把自己卖出去之前，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的。这事儿谁都知道。第一次没有卖成功，落落魄魄地回到家里，太太看见他织着布不理他；嫂子不给他做饭吃；就连父母也不与他说话。苏秦到底是苏秦，他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怪自己错了。因为他深知：千古人情重多金！于是，他改变了以前的学习方法，发了狠心，直读得“头悬梁，锥刺股”他不走孔子孟子的老路，他也不去考虑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等等大事，只想把自己卖出去，从老板手里捞取更多的金银财宝，取得自己的荣华富贵，如此而已！他成功了！他终于佩上了六国相印，做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了。家里人对他自然是“前倨而后恭”了。这都不必细表。苏秦发迹之后，他把同学张仪也找了去，一个搞连横，一个搞合纵，把那一段历史放在他们俩同学的手掌心里玩了。这么干，过瘾是过瘾了，但一个读书人，一介书生，再怎么厉害，总还是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一二十年的辉煌过后，你能往哪里走呢？历史的风云一片一片地飞过去，这种长短之术，虽说能让国君马上看到利益与好处，可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缺陷来，到头来，纸包不住火，连自家性命都保不了。

    卖了个好价钱，却不得善终，不如卖不出去。

    四

    春秋战国时代尚未有科举制度，书生无法通过考试来推举自己，只得用一张嘴巴去游说。譬如前面讲到的苏秦的同学张仪，史记里就有一段绝妙文字载下舌头也即嘴巴的重要性：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和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此必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左“酉”+“择”字右偏旁）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也。”

    打得遍体鳞伤不要紧，要紧的是看看舌头还在不在。如若舌头还在，那就没事儿。一旦舌头没了，可就没辙了。毛遂的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抵得上百万雄师呢！俗话也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而那时候的书生意愿则是：留得舌头在，不怕没功名。

    舌头的功用在春秋战国时代尤显重要。战国时期，诸侯好养士，著名者有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不养则已，一养数千人，门下之客，各有所长。养士，一则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则替国家分忧解愁，安排就业问题；三则难免有财大气粗之嫌；四则，有互相攀比之意。你养一千，我就养二千，你养二千，我就养三千。反正书生便宜，看谁养得多！看谁牛气旺！

    书生真多啊，多得没地方去，总是找不到好工作。自从识了“之乎者也”之后，就没办法扛了农具去与田地作战，也辨不甚清菽麦与椒草，又忍不了烈日暴晒狂雨浇淋，闲坐家里又不是回事情，只好去做门客，反正读书人大多去做门客了，这也是一条生路。名为做门客，实际上是等于卖给了主人，你没有一点本事，主人不会要你。故当门客，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弄得不好，几年呆下来，主人都不知道你姓甚名谁。那个毛遂总算不错吧？可他在平原君家里住了三年，平原君尚不知他是谁。如不是他自荐，就无法脱颖而出了。当时，秦国围攻赵国的邯郸，平原君欲挽狂澜于既倒，拟合纵于楚国。平原君想门客如此众多，故士不外索，就想从门客中挑选二十个文武兼备者与他一同前往。可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人。正在急处，门客毛遂上前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遂听说您将合纵于楚国，缺少一个门客，我愿同往。”平原君见毛遂面生，便问：“你在门下几年了？”毛遂说：“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犹如锥处囊中，锋刃马上会从囊中钻出来。可你身处门下三年，尚不闻左右对你有任何称赞之语，可以想见你是个一无所长的人，你还是不要去吧。”毛遂说：“那么，就请您今天把我放在囊中吧，看看我能不能脱颖而出”

    毛遂的一条利舌这时候就见出威力米了！平原君与楚相谈判，从早上谈到中午尚未谈出任何结果来。毛遂上前对平原君说：“合纵之利害，两句话就可以解决了，怎么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未谈好？”楚相问：“此为何人？”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怒曰：“还不拿下斩了！我跟你们君主谈话，轮得着你来多嘴多舌么？”毛遂接剑道：“大王你凶什么呢？还不是凭了楚国势力强大！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您不得依恃楚国之强大，您的命悬在我毛遂的手心里。您睁睁眼瞧瞧，我的君主在您面前，您凶什么凶？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绝不是凭了士卒众多，势力强大。现今楚国地方五千里，士兵百万，这是霸王的资本。楚国如此强大，天下谁能敌！但是，您还记得那个小竖子白起吗？率数万之众，兴师与楚国作战，一战攻下鄢、郢，再战烧掉夷陵，三战而辱您之先人。现在，我们来合纵是为了您好，绝不是为了赵国，您懂吗？如今在我大王面前，您还逞什么威露什么凶呢？”楚王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早吓得面无人色，一切都照毛遂说的办了。

    还有一个叫冯谖的，是孟尝君的门客，此人其实是自荐型的，但做法与毛遂有所不同。冯谖因穷而去作门客。孟尝君问他有何特长，他说一无所长。盂尝君留是留下他了，但并不重视他。孟尝君身边的人以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谖，就给他吃粗糙的食物。冯谖就倚柱而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知道后就给他鱼吃。过了一阵子，冯谖抱剑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得知情况后，又派给他车子。有鱼吃了有车坐了，总该满足了吧？还不行，他又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我没有办法养家。”管事的人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知道他家有老母，便派人送去一切日常用品。从此以后，冯谖不再唱歌了。冯谖之聪明处，在于他不断地把自己的“贪婪之相”暴露给孟尝君。要引起人的注意，途径有两条：一是表现优秀以引起注意；二则暴露缺点以引起旁人注意。在学校里，两种类型的学生受人注目：一是优等生；二是捣蛋鬼。冯谖就属于后一类的。他这么一来，不管给孟尝君留下什么印象，毕竟脑子里有这么个人了。孟尝君在齐国做宰相时，封万户于薛地，借给薛地百姓许多钱。后因食客太众，邑人不足以奉客了，故想派人去薛地收债。贴出文告，问有无人能替他去收债？冯谖说能去。孟尝君说冯谖是谁啊？管事的人说：“就是唱‘长剑归来’的那个人。”孟尝君说：“噢，是他呀！好，让他去。”瞧，冯谖之自荐成功了。他去之后，叫官吏召集那些该偿还债务的百姓，都来核对借据。核对完后，冯谖站起来，假借孟尝君之命把全部债款赏赐给老百姓，并把所有的债据当众烧毁。百姓们齐喊：“盂尝君万岁！”孟尝君为此事对冯谖发过火，直到他被齐国国君赶到薛地，受到当地百姓的空前拥戴与欢迎，他才知道冯谖替他在薛地买到了恩义。后来，冯谖又替他做了两个“洞穴”使他高枕无忧。

    上面两个书生，毛遂与冯谖，才能都了不起，平原君、孟尝君做不了的事，他们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可是，一个穷书生，纵然才高八斗又能怎么样呢？也只能在主人底下做做门客而已！无非是比一般的门客有名一些罢了，薪水多一些罢了，地位高一些罢了，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呢？

    五

    唐彦谦写过一首过长陵的诗，很有些历史哲学的写照，诗曰：

    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样。

    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凡是开国帝王，大多以武功而得天下。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时，有“愚民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之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败寇的人生悲剧。后两句无非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即儒家们，虽然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然有什么用呢？最有成就的，也就那么几个能引经据典的人，成了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一辈子穷愁潦倒又脱不了酸腐之气，被刘帮骂为“竖儒”、“鲰生”或“腐儒”之类的。可怜这些书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现了一副穷酸相，骑着一匹又瘦又老的马，落拓无羁地走在夕阳古道之上，经过汉王帝寝的陵灞之下，回首望去，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别无他法。

    兴汉三杰——张良、萧何与韩信这三个人帮了刘邦多少忙呢？可在刘邦的眼里，他们不过是被他买来的书生或臣子。都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信然！三杰舍生忘死助刘邦得了天下，接理说可以同享荣华了，但古今君臣如水火，皇帝与臣子的想法各各不同。臣子想，我们一起出生人死取得了江山，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共享太平了，你做你的君主，我做我的臣，各安其事，多好！而皇帝的想法就不是这样，你臣子能帮我打得了天下，你也就有本事灭得了我的天下，与其跟你同处一室，不如把你赶走或杀掉了事，省得担心你们同我作对，弄得我寝卧不安茶饭不香。韩信没有谋反，硬要说他谋反，在刘邦的心日中，韩信不把他当回事儿。当初，韩信是项羽的人，因多次献计项羽未能采纳而投奔于刘邦。到了刘邦处，献计亦未被重视，便星夜出逃，被萧何追回。刘邦自然是有气的。到了刘项最后决战关口，刘邦约好与韩信一同发兵的，结果不见韩信践约，使得刘邦吃了败仗。后由张良献计(向韩信许愿：破楚后，某地至某地封给韩信)，韩信这才领兵攻楚，至使项羽兵败而自刎于乌江。虽说打败了项羽，但刘邦对韩信是不信任的。你对我不忠心，即使你水平再高又有何用！反倒成了心头之患，不如趁早除却！最终说他与陈豨共同谋反，惨遭杀害。韩信死后，萧何的日脚也不好过，一生遭忌，真是罪过。一点一滴都得看刘邦的眼色行事，有什么事刘邦不高兴了，他马上不做，哪怕这件事他很喜欢。在朝为臣，总想为百姓办实事。皇家公园上林苑地方辽阔，萧何觉得长安城太小，最好将皇家公园让百姓前往耕种。刘邦大怒，把他关进大牢。但迫于舆论压力，刘邦把他放出来了，可心中对他的忌恨之心绝对不会就此消除掉。萧何过着那种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日子，那滋味不比砍头好。与他俩比起来，张良稍微机智了一些，早早地就撒出一个弥天大谎，就是那个“圮下拾鞋”的故事。什么黄石公！什么太公兵法！纯粹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为自己做好的一个退步之法。让你皇上知道，我张良不是那种死要权势的人，迟早，我是要去求仙问道的。平时只管大事，不管实务。骨大事显示水平，不管实务显得不爱权力，免得“功高震主”而引起皇帝的忌心，遭来杀身之祸，犯不着！三杰比起来，张良日子尚轻松，但人在他人屋檐之下，真正抬头挺胸的时间是不多的呀！不如装傻，闲时练练气功修修道，像是逸出尘外不思人间世事了。

    装傻，确是全身之良法。

    但要完全装傻，也不容易。聪明的办法，还是效老子“六字”真言为妙：功成、名遂、身退。关于这一点，范蠡做得好。他与文种助越王灭夫差之后，就思想着要离开。他对文种说：“吾闻阴谋人者，其祸必复。夫姑苏之灭，夫差之死，由吾与子阴谋也。况王之为人也，可与共患，不可共乐。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将退，子其偕乎？”

    文种的想法很善良：“吾闻圣人不贵乎独善，而贵乎除害成物我今除吴之乱，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尔，何祸之复我哉？况王方以灭吴以德子与我，必相始终，子无遽于退也！”

    范蠡觉得敌国败，臣子亡，这是古训，不可不记，与其留，不如走为上策，免得引祸惹身，再说越王这个人的为人，他很清楚，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富贵，伴君如伴虎啊！而文种纯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越王看作“圣人”圣人是不贵“独善”的。再说了，我们辛辛苦苦为他消灭吴国，他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与我们过不去呢？你真是多心了，何苦这么早就走呢？还没享过福呢？

    范蠡说不过文种，自己走了，据说是带了美人西施放舟于太湖之上，真成了世外逸人了，逍遥自在，诗酒风流，江海余生，风情万种。而那个文种，可怜不听范蠡的话，不久就被越王杀害了。同样两个书生，一个深得道家精髓，得以存身；一个奉了儒家精神，却做了刀下之鬼！呜呼！书生之差别，不只天壤耳！

    后世的严子陵就效范蠡之举。好朋友刘秀做了皇帝，他就逃到了富春江上去钓鱼，反穿裘皮，遗世独立。不钓王与侯，惟钓清风与明月。刘秀想：我当皇帝了，严于陵这个老同学却在富春江钓鱼，这让我的脸面往何处搁！便派人叫他进皇宫同享荣华富贵。严子陵不肯，他不想卖给老同学。无奈刘秀多次去叫，严子陵碍于面子，去了，且执意要同这位老同学同榻而眠，还故意装出睡相不好，把脚丫子搁在刘秀的肚子上睡觉，一副目无天子的样子。刘秀知道他无意于朝廷，只得放他回去钓鱼了。严于陵这种行为，世人有正与反两种看法。有个读书人去赶考，路过严子陵祠堂，题了一首诗在壁上：“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想想自己为名利而奔波，与严子陵比起来，太俗气了。但名利这种东西实在诱人，尽管俗，求还是要去求的，故而半夜三更悄然而去了。有一清人却不这么看，觉得严子陵沽名钓誉，并写诗批评道：“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你要走就走得彻底，不要穿什么羊裘，披一袭蓑衣，划了小舟子，游到烟水茫茫深处，谁寻得着你呢？看来，归隐也不易，俗世中人眼皮子浅，往往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说也罢。

    十年寒窗，沿街叫卖当然想卖个好价钿，但卖断不如典当。卖断就没有退路了，而典当却是可以赎回的，只不过不是以金银赎，而是以智慧赎而已！

    六

    论起书生，要数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

    名士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从正始时期开始，司马氏与曹魏政权的矛盾已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不仅影响到士人们的生存状况，而且还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眼看着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所替代，士人们纷纷以冷漠之态度来避祸，或以吃药祈求长生，或以清谈玄理寻求精神寄托。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化在哲学、思想、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学术言论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自由。

    这一时期的书生，著名的大多以名士著称于世。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首创魏晋文人吃药、玄谈之风，为魏晋士人隐居林泉打下了哲学理论基础。司马氏政变时，何晏被杀害。王弼与何晏是莫逆之交，何被杀，王自然被牵连而罢职，忧郁得病而死，年仅二十四岁。这两人的死，让后来的名士明白：在动荡的政局中，名士的性命旦夕难保。曹魏末年，最有名的要数“竹林七贤”了。阮籍、嵇康、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七人“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贤之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品性一流。像王戎、山涛就把自己卖给司马氏政权了，成了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我常弄不明白，像王戎这样贪婪、吝啬的人怎么会成了“七贤”之一呢？世说新语•俭啬载他：“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犹未知足”并且亲自计算钱粮，昼夜不停。家里有棵好李树，总要把李子卖掉，取出李核，生怕别人得了他家的好李种。如此卑下之人格，居然会排入“七贤”之列，实在有辱“七贤”之清名！那个山涛名士做得好端端的，却不知怎么一来，头脑发热，去司马氏手下做了个吏部尚书与侍中，这也罢了，你做你的官，你享你的富贵，旁事就不要插手了。他倒好，吃了空，替司马昭做说客，弄得嵇康火冒三丈，因嵇康与山涛的关系比较好，见他依附司马氏已使他十分伤心的了，还要来作说客，真是忍无可忍，便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他骂了一通，也把司马氏暗暗地骂进去了。你把自己卖给人家得了，还要我也卖，岂有此理！

    像嵇康这样的书生，注定是要被当权者杀害的。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玄学家，当时天下人望所归尽在嵇康等人。嵇康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同时平等地存在于这个整体之中，就连圣人也要根据宇宙的和谐规律来处理政事。嵇康玄学的最高概念是“自然”这就势必导致“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结果，这对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是一种极大的内在冲击。司马氏是不会忽视这种冲击力的。故而，对嵇康这样的人物，当然是要竭力拉拢的，特别是司马氏杀了曹髦将要篡魏之际，就更需要嵇康这样的精神领袖来为其制造舆论。他想：在金钱与权势面前，任何一颗高贵的头颅都会低下来的。谁知他错了！嵇康是一条铮铮铁汉子，他非但不去，还写文章公开表明了不合作态度，将司马氏政权来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奚落，将司马氏的面皮一层层剥下来。这一来。虽说他自己的声望在士人当中达到了新的高峰，但从此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他想，我不同你司马氏同坐一条凳子，同穿一条裤子，我打铁去总可以吧？不做官做铁匠，你又能奈我何！这一回，嵇康天真得不可爱了，你不肯卖给人家，人家也不会让你有好日脚过的！那个曾经也是名士的钟会，做了朝中重臣，想整治嵇康以博司马氏之欢心，他到嵇康打铁的地方，嵇康连看都不看他一下，钟会对他怀恨在心。后来，嵇康为朋友吕安辩冤，顶撞了司马昭，司马昭就将他以与吕安一案有牵连之罪名而逮捕。钟会竭力诋毁嵇康，司马昭下决心杀害他。消息一传出，京师太学生三千余人联名上书，吁请赦免他，然未能奏效。据载，嵇康临刑之前，顾视日影，泰然自若，索琴缓弹广陵散，从容就死，广陵散一曲遂成绝响。书生如嵇康，骨头算硬了：你要我卖身是绝对不会卖的，你便将我杀了，我也不会向你求情的。人生在世，谁无一死？我就死给你看，喏！我就这样弹着琴，看着日影慢慢地移到杀头的时辰，我就笑着去了。你看我多像来去自由的清风啊！

    死者已矣！生者亦哀。阮籍也是不想卖给司马氏政权的，但司马氏又不放过他，奈何？他就喝酒装“疯”行为“达而无检”与那些封建礼教完全背道而驰。司马氏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你这个样子怎么行呢？一点礼法都不讲了，容不得的，便处处与他过不去，弄得他“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多年来郁积于胸中之块垒无法消融，这份苦痛这份落寞谁能及之！故而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如何不恸哭呢？怀了满腹诗书，本想好好奉献给国家服务于人民的，结果该死的司马氏上台了！弄得他心灰意冷，东西南北路条条，却无一条是他喜欢的。司马氏还想同他联姻，他避之惟恐不及呀，故喝酒装醉不作理会。他多么向往那样一种生活啊：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这样的人格理想实在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相吻合。只可惜书生理想总是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可能会实现。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书生们往往无法跨越这一道沟坎，不可避免地如水入泥般地将自己的一切空想抑或说理想消解殆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生不想卖自己的时候，是充满浩然之气的；如一旦不必卖了，自由的身子也便失去了一种活力，日子黯淡无光，自由的风来回穿梭于思想之间，却总会吹出满眶满眶的泪水，那一个方向才是自己要突围的缺口呢？哪一扇窗口的风吹过来，才不会流泪？才不会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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