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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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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磨墨的砚台或用作“跳房子”的工具。那时学校也没有体育课,同学们多是在课间或课余玩一些如“抛子”、“跳房”、“打珠子”、“踢毽子”、走“五子棋”等活动。

    1962年,大约是秋季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到山上去给向显云老师拣柴火。我们每人都捡到了刺猪的翎毛,长长的,硬硬的,一节白,一节黑。放学时,就装在书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同学w责问同学n:为什么到老师处告状,说我们在路上乱写乱画?同学n不回答,同学w就用刺猪毛锥他屁股,虽然锥得不是很重,但也会有点痛。我打趣n说:你被打了几针。n有气无处洒,就想来打我;我在前面跑,n在后面追;追到一个地方,我在高处,他在低处;我手持刺猪毛胡乱挥舞,他奋不顾身掩面前冲;不想刺猪毛真就扎在了他的嘴角上;顿时血流如线,我和他都有些慌乱了;他哭喊着,我抚慰着,其他同学都没趣地跑走了。血止住的时候,我说给他一个新的作业本,求他别告诉家里人,他不应声,只是呜呜着;后来就各自回家。随后就是两家大人吵架,但母亲破天荒的没有打我。过后的几天,我不敢去上学;那天,向老师来家叫我去上学,说没有事的。我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我被老师留下直到天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还要路过坟地和密林,听着宿鸟归巢的争吵,心中忐忑,头冒冷汗。

    1963年的夏天,初小毕业,回到长滩公社中心小学参加高小升学考试。升高小的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编了个救落水儿童的故事。发榜时,考在前几名。于是开学时就到本公社的中心校去读五年级。长滩的学校到底是公社的中心校,盖在河边的高地上。教室的房屋是两层的瓦房,共有6间教室,还有老师的宿舍(兼作办公),二层是木板楼,前后都有走廊;教室的旁边有专门的伙房;稍远处有厕所;教室前面是操场兼做篮球场;教室后面种有一些果树和花草;外有一大块土地,是学校的菜地;菜地靠河边的角上,有一棵树龄百年的黄粱树。学校的北面不远处,就是公社办公的地方,还有卫生院,营业所,小食店等。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向永德老师,向老师出身地主,为人低调,但教学能力很强。他启发式引导学生的学习,比如他会组织课外书籍阅读座谈会,他不参加,让同学们自己座谈。他有时会在教室的外面听,然后在结束时,才突然出现,作些点评。记得一次座谈,我讲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很受他的赞赏。向永德老师在文革初期被调到“兵马坟小学”任教,因为受不了冲击,上吊自尽了。了解他的人,无不唏嘘。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毛清喜老师。毛老师为人严厉,不苟言笑。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吵了架,那同学告了状,他不问缘由就狠狠地批评了我,我有些不服气。学校除教学外,还会经常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深山探宝”、“活捉司令”啥的,很受学生喜爱。

    五年级时,我住在外婆家跟幺舅一起开通学,每天早上去学校,下午回到外婆家;星期六才回自己家。六年级时,幺舅考去中学了,我就在学校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米和咸菜。

    在长滩河读书时,我曾经用梦找回了我丢失的鞋。记得是新学期开学,我和n同学一起去到学校。当铺好各自的床铺(楼板地铺)时,公社小食店老板的儿子来约我俩去玩,还给每人一把麻花吃,我们就匆匆离宿舍而去。过了几天,我找不着自己的胶鞋了。那时的一双胶鞋还是很宝贵的,我终日思索着鞋会去了哪里?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鞋在床上。下课时,我就按梦去寻找。果然那鞋就在床铺的稻草里藏着。心里的压力瞬间释放。

    1965年夏天,高小毕业。放假时,父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时间是中午,就去公社的小食店吃面条;吃面时,父亲对我说:“书别读了,回家劳动挣工分吧”!我略作思索,回答:“如果初中考起了,我还是读吧”!父亲没再说啥,就背起我读书住校用的被子等物件往家走。

    没过多久,通知去铁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我和n一起往铁佛赶路。先打算走长滩河大路,走到茅滩子时,河水暴涨,过不了河。于是我们又顺着哗哗涨水的溪沟往上游走,走到离外婆家不远的拱桥沟过沟,走钟岭梁经李家河上松岭崖,最后平安抵达铁佛中学所在地。晚上住在中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被子啥的,就躺在床板上,思索着来日的考试。当睡着醒来时,突然感觉全身奇痒;暗想:这里的夜蚊子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才发现是遭了臭虫的偷袭,脸上、耳朵上、眼皮上都起了无数小包,小包散后就是无数小疙瘩,痒的心理发烦。第二天的考试就是在烦躁和无奈中坚持下来的。

    考试的题目不难。数学题基本会做,只是着了一个圈套:一道题,是可以除尽的,题目要求保留两位小数,没认真看,没按要求答题,因为过去作的题都是除不尽才保留小数的。出题的老师很狡猾。语文的作文题有两道,选作一题。一道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另一题是在一次队日活动上。我那时对写信拿不准,就选作队日活动那道题。写前先审题,我想着这不是记一次队日活动,而是要写在某次队日活动上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又编了个某次队日活动学雷锋,突然有同学生了急病,一个同学爬山涉水送生病同学去医院的事。故事纯属虚构,但估计会得高分。因为其他写成记一次队日活动的同学,都落了榜。我们长滩河小学21人参加考试,仅7人考取初中。那次考试录取最多的是东山小学,因为他们学校押中了写信的题。那年的全国升学考试都是写信,小学升初中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初中升高中是给越南青年一封信,高中升大学是给越南人民一封信。因为那时美国佬正在欺负越南人,我们要声援他们。我没有写信,因为我不会写信。不写信,我也顺利地考起了初中。

    1965年秋季开学时,我去铁佛中学报名上初中一年级。铁佛中学位于铁佛镇的土城寨山下,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有三层的“工字型”办公楼,有四栋教室,两栋学生宿舍,有一栋教职工宿舍,有食堂兼做礼堂,有篮球场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大操场及一些体育设施,有实验室、图书室及医务室等,还有菜地;每个年级两个班,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农中班;那时的校长是吕庆立,副校长潘光述,教导主任赵国坤,政治干事郑文吉。我们是初68级,一共两个班,每个班大约45人,我被分在68级2班;班主任老师邹景先(女),语文老师钟大键,数学老师赵光政,英语老师王步清,地理老师龙光群,植物老师李开美,体育老师姓宋。这些老师都是个顶个的教学高手,很受学生喜爱;尤其是王步清老师,更是个全才型的老师,外语、美术、体育、音乐,无一不精;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人很低调,很受学生尊敬。

    开学的第一课,邹老师带领大家到菜地拔草。大家表现都很积极,胆大的同学还不时跟老师交流,性格内向的我,只有埋头干活。干了一下午,拔完了一大块菜地的草,有些累,但心情还不错。后来老师指定班干部,赵建龙是班长,王大德大队长,我只是个中队长。

    初中上了一年学,我的语文和外语成绩很好,数学成绩一般。每天除上课学习外,就是打乒乓球,有时也读一些课外书籍。我那时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财主的女儿等,感觉烈火金刚写得最好。一次打乒乓球,把新衣服的口袋撕破了,害怕回家挨打,担心了好几天。

    记得邹老师组织排了一个节目,是个小话剧,剧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参加排练的有邹老师、王大德、陈翠兰、白俊德,还有我。剧情是弟弟考试得了100分,有些骄傲,一家人帮助他认识到,一百分不算满分,使他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那个弟弟。此剧后来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演出过。

    农忙时节,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到附近的农村助民劳动,如薅秧、刨地瓜、割稻子、打理冬水田等。一次去农村劳动,晚上住在那里,睡地铺。我跟平时要好的w同学挨着,他晚上尿床,湿了我的裤子,此后我不再理他。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初中一年勉强读完,就“停课闹革命”;秋天开学时,给大家发了课本,但是没有上课。每天都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吵闹声中度过的。后来,学校有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还选派代表去了北京。我幺舅也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也去了北京,回来讲了坐火车的感觉,还带回一些大辣椒种子。

    文革初起

    1966年5月,中央发出“5。16”通知,文革开始。此后的校园就不再宁静。开始动静不大,随着红卫兵串联的兴起,造反之风就吹皱了一池春水。最初的宣传活动都是由学校组织的,无非是唱歌、跳舞、背诵语录、写大字报等;后来就逐步发展到辩论、争论、语言攻击等;有时也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如种树啥的,我们在附近的“三三大队”植了一片桉树林,还取名为“红卫林”

    1966年的10月前后,学校规定有20元钱的同学,可以出外串联;没有钱的,组织回本公社宣传。我们几个没有钱的同学,就一起回了长滩公社宣传,除本公社的外,还有学校于朝声老师的儿子也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叫于光大。宣传队有王安南(我幺舅)、岳海林、谷继伦、程道义、苟兴玉等,都是男孩子。我们宣传队设想的行进的路线是从距离公社最近的跑马大队起,然后东升、五星、钟岭、长胜、凤凰,最后是走到钟岭就没再往下走。宣传队每天的任务是,白天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早上要到高处用自制的喇叭筒向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还排了个节目,也是个小话剧,叫孩子们在战斗,说的是美国轰炸越南期间,越南的小朋友如何坚持学习上课,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美军军官,大盖帽是自己用竹篾做个架子,然后糊上报纸,再用墨汁涂染而成的。感觉很好玩的。此话剧只在东升和五星演出了两场,虽是闹着玩的,但群众仍然是不怕劳累冒黑跑来观看。

    我们宣传到钟岭大队,住在岳家弯。每天都看到有举着红卫兵旗帜的队伍走过,开始有些好奇,后来有些羡慕,再后来就有些蠢蠢欲动了。听到铁佛赶场回来的人说,学校的红卫兵也发展起来了,成立了好几个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还发毛主席语录等。我们几个终于耐不住了,就回到了学校。一看,所言不虚,到处都是红黑两色。红的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红油漆;黑的是大字报,四处墙上都是,而且每天都有更新,很有些让人震惊。

    我到处看了看,觉得“鲁迅战斗团”的袖章制作精美,字好,也印得好,加之是熟悉的67级同学王杰组织的,就参加了。王杰老家是四川宣汉人,他父亲曾当过红军;王杰平时对人总是狡黠的笑,外号叫“王疤子”他脸上有个小疤瘌。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初,当文革气候还不明朗的时候,王杰独自去过北京,听说还受到要员接待。回来后,他就在学校刷了张大标语: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不准消极对抗,违者严惩!这标语立即在学校引起轰动,半夜里学生们就聚集在一起辩论。有说是反对文革的,有说是爪牙的,有说“消极对抗”不妥的,理由是“难道你要积极对抗”?围观许久,还是回床上睡觉舒服些。王杰后来是县革委委员,铁佛区成立革委会时,是他宣布的命令;再后来,王杰在县种子站上班,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不幸死于车祸。

    大约是在1967年5月的前后,我回到了家。父母听说外面闹得凶,很多地方已经在武斗了,就不让再去学校。父亲说:不要看闹得凶,闹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回家劳动吧,不要去了。我听了父母的话,没再去学校。后来证明,老人的话,总是有先见之明的。到文革后期,有几个闹得凶的,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监督劳动;还有个同学与我同年入伍,入伍后表现很好,部队去函到地方调查他入党的材料时,被老区长发现,说:此人在文革中造反打人,现在俺的膀子还痛呢,怎么能入党!于是给部队回函说此人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被部队遣送回原籍。此是后话先说了。

    1967年的的农村,也非避风港,农村的造反派也很活跃。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批斗会天天开,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闹得鸡犬不宁。不是斗走资派,就是批坏分子。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每次就把一个因以前偷盗劳改释放回家的老太婆叫到队里开会批斗。批斗时,轻则跪平地,稍重则跪木块,重则跪瓦片;有时还得被棍子抽打。那老太婆被批斗得多了,有了经验,凡是叫她去开会,六月天气,她也会穿上厚棉袄,以备挨打时所需。那时的人,不敢乱说话,即使是贫农,说错了话,也会挨批挨斗挨打;如果有如私宰生猪等类的违法行为被抓住,不但批斗,还得胸挂黑牌,游村串户。

    父亲那时是大队会计,造反派也说他是走资派,要批斗他。批斗父亲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会场。造反派们先是喊了很多“打到谁谁”的口号,从北京到本村,该点名的都点了名;然后是安排人揭发父亲的所谓问题,揭发者都是些造反的积极分子,边揭发,边喊口号;最后是让父亲交待问题,父亲说:“我没啥可交待的”!有人就要父亲跪下,父亲说:“我站着比你们高些,跪着比你们矮些,没关系的”!说得笑了场。因父亲平时为人和气,从不得罪人,也就没有下跪,保留了一点尊严。批斗会开了约两小时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那些人揭发的问题是真的么?”父亲说:“都是胡编乱造的”父亲回答得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窝着火。此时此刻,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

    文革在继续,造反也没停。一直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时,据说县里的造反派还在酝酿大的行动。

    务农两年

    1967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正式地参加了农村的劳动,每天只能挣到8个工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是一应的农活,除耕田犁地外,其它都学会了。每天早出晚归,风霜雨雪,从无间断;有时还得帮家里砍柴挑水扫地做饭。农村的活路,最辛苦的一是插秧,累得直不起腰;有时碰上“秧虱子”会满腿起疙瘩,其痒难挠。二是碾场,就是脱粒稻谷,这事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干通宵,整得人疲惫不堪。三是交公粮,山区交公粮靠人力背运,走几十里山路去粮站;到了还不一定能顺利交收,粮站的人会说你的粮食要么不干,要么不净,不是要晒,就是要筛;往往是天不亮出门,摸着黑回家。

    在农村的两年,既是锻炼,也是无奈。有时也会思考人生的出路,曾想着去学木匠,或是跟外祖父学医,但都没有成为行动。到了1968年12月,参加了征兵体检,于1969年的3月离家参军。

    (2014年9月5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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