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二哥。可是,他觉得二哥的当油漆匠与自居为白莲教徒都不足为法。大姐夫比二哥高着一寸多。二哥若是虽矮而不显着矮,大姐夫就并不太高而显着晃晃悠悠。干什么他都慌慌张张,冒冒失失。长脸,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时候显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总坐不住,象个手脚不识闲的大孩子。一会儿,他要看书,便赶紧拿起一本五虎平西——他的书库里只有一套五虎平西2,一部三国志演义,四五册小唱本儿,和他幼年读过的一本六言杂字3。刚拿起五虎平西,他想起应当放鸽子,于是顺手儿把五虎平西放在窗台上,放起鸽子来。赶到放完鸽子,他到处找五虎平西,急得又嚷嚷又跺脚。及至一看它原来就在窗台上,便不去管它,而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殡的。
他很珍视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这种自由是祖宗所赐,应当传之永远“子子孙孙永宝用”!因此,他觉得福海二哥去当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自称白莲教是同情叛逆。前些年,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白莲教不是造过反吗?
在我降生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大舅已年过五十,身体也并不比大舅妈强着多少,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而且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小辫儿几乎老在肩上扛着,看起来颇欠英武。自从听说要变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象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满面红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习以为常,不走这么多路,他的身上就发僵,而且鸟儿也不歌唱。尽管他这么硬朗,心里海阔天空,可是听到铁杆庄稼有点动摇,也颇动心,他的咳嗽的音乐性减少了许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说此地无猫,把鸟笼放好,有点急切地说:“云翁!”
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连原来被称为海二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或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大舅叫云亭,大姐的公公叫正臣,而大姐夫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节,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1?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么?
大舅听出客人的语气急切,因而不便马上动问。他比客人高着一品,须拿出为官多年,经验丰富,从容不迫的神态来。于是,他先去看鸟,而且相当内行地夸赞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两声云翁,他才开始说正经话:“正翁!我也有点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您看,我五十多了,头发掉了多一半,肩膀越来越歪,可叫我干什么去呢?这不是什么变法,是要我的老命!”
“嗐!是!”正翁轻嗽了两下,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是!出那样主意的人该劙!正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儿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总得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吧?我总得炒点腰花,来个木樨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应该!”
“咱们哥儿们没作过一件过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发钱粮,叫我下街去卖”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眼中含着泪,声音凄楚:“赛梨口耶,辣来换!我,我”他说不下去了。“正翁,您的身子骨儿比我结实多了。我呀,连卖半空儿多给,都受不了啊!”“云翁!云翁!您听我说!就是给咱们每人一百亩地,自耕自种,咱们有办法没有?”
“由我这儿说,没有!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趾头锄掉了,才怪!”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与炸鹿尾之类),吃喝得相当满意。吃完,谁也没带着钱,于是都争取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了有半个多钟头。
可是,在我降生的时候,变法之议已经完全作罢,而且杀了几位主张变法的人。云翁与正翁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轩会面。每逢他们听到卖萝卜的“赛梨口耶,辣来换”的呼声,或卖半空花生的“半空儿多给”的吆喝,他们都有点怪不好意思;作了这么多年的官儿,还是沉不住气呀!
多甫大姐夫,在变法潮浪来得正猛的时节,佩服了福海二哥,并且不大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屋中温习六言杂字。他非常严肃地跟大姐讨论:“福海二哥真有先见之明!我看咱们也得想个法!”
“对付吧!没有过不去的事!”大姐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拿出这句名言来。
“这回呀,就怕对付不过去!”
“你有主意,就说说吧!多甫!”大姐这样称呼他,觉得十分时髦、漂亮。
“多甫?我是大豆腐!”大姐夫惨笑了几声。“现而今,当瓦匠、木匠、厨子、裱糊匠什么的,都有咱们旗人。”“你打算”大姐微笑地问,表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去学什么手艺,她都不反对。
“学徒,来不及了!谁收我这么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当鸽贩子去,准行!鸽子是随心草儿,不爱,白给也不要;爱,十两八两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只作那么一两号俏买卖1,就够咱们俩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着。
大姐夫挑了两天,才狠心挑出一对紫乌头来,去作第一号生意。他并舍不得出手这一对,可是朝廷都快变法了,他还能不坚强点儿么?及至到了鸽子市上,认识他的那些贩子们一口一个多甫大爷,反倒卖给他两对鸽铃,一对凤头点子。到家细看,凤头是用胶水粘合起来的。他没敢再和大姐商议,就偷偷撤销了贩卖鸽子的决定。
变法的潮浪过去了,他把大松辫梳成小紧辫,摹仿着库兵2,横眉立目地满街走,倒仿佛那些维新派是他亲手消灭了的。同时,他对福海二哥也不再那么表示钦佩。反之,他觉得二哥是脚踩两只船,有钱粮就当兵,没有钱粮就当油漆匠,实在不能算个地道的旗人,而且难免白莲教匪的嫌疑。
书归正传:大舅妈拜访完了我的姑母,就同二哥来看我们。大舅妈问长问短,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姐儿们都落了点泪。收起眼泪,大舅妈把我好赞美了一顿:多么体面哪!高鼻子,大眼睛,耳朵有多么厚实!
福海二哥笑起来:“老太太,这个小兄弟跟我小时候一样的不体面!刚生下来的娃娃都看不出模样来!你们老太太呀”他没往下说,而又哈哈了一阵。
母亲没表示意见,只叫了声:“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1,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谁,我至今还没弄清楚)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母亲点了点头。
“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账,决不会叫您为难!”说罢,二哥转向大舅妈:“我到南城有点事,太阳偏西,我来接您。”大舅妈表示不肯走,要在这儿陪伴着产妇。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凭您这全本连台的咳嗽,谁受得了啊!”这句话正碰在母亲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倾听大舅妈的咳嗽。二哥走后,大舅妈不住地叨唠:这个二鬼子!这个二鬼子!
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1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