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警卫很多。记住的有三个。南门一个,中门一个,办公楼一个。
说记住,见了面还是不认得。他们长得很像,差不多的个头,差不多的面相。他们都穿着一身整洁而合体的军装,敬礼时都是同样的标准和利索。要把其中的一个认准记牢,是不大可能的,尽管我几乎每天都会从他面前经过。
记住三个,其实是记住了关于他们的三件事。
南门那个,是去年大年三十那天的事。天刚亮,妻子上班,我骑自行车送她去地铁。骑到大门口,正要下,传来一声断喝。下车。也许那声音并不大,说是断喝,是我当时一点准备都没有,压根没想会有这一出,那声音自然就成倍地放大了。心底就突然生出一撮火苗。大过年的,清早就遭人呵斥,当头一棒似的,一下子愣住。他过来了,说,院子里骑车不让带人。呵呵,我心底里两声冷笑,大清早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一辆车都没有,我骑车带人能碍着谁的事了?大街上我都带人呢,到你这里倒是不行了?当然,我只是心底里冷笑,那撮小火苗虽然越拱越大,我还是咬着牙把它压下去。我用眼睛和他较量。我狠狠地瞪着他。他把目光移向别处,转过身走向哨位。他笔直地立着,长成冬天里的一棵树。树再不看我,看远处的天空。我往门外走,心里把他恶狠狠地记下了,因为他破坏了我过年的心情。
中门,是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常常忘了佩戴出入证,谁都不管我,就他管。他伸出手,做一个拦截的动作,说,首长,请看看你的证件。第一次,我没有理会他,因为他叫的是首长,我一个上尉与首长隔了十万八千里。我径直往里走。首长,请看看你的证件。我环顾四周,没有别的人。他说的就是我。我说我天天从这里过,你不认识啊。他说,对不起,首长,我们只看证件。他站在高高的哨位上,作俯视状,目光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妥协。有几个字憋到了嘴边,仿佛子弹上了膛,我想把它们射出去。我没有,我把一颗颗子弹生生咽进肚子里。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不可小视的力量。我转个身,进了警卫室,姓名、时间、事由,一项一项地填满。如果我真是首长,也许会很随和地笑一笑,或者拍拍他的肩膀,说,小鬼,干得好,站岗就要这样,这才是个好战士。可是,我不是首长,我很不甘心。再经过那里,我即使佩戴了证件,离了老远就摘下来,塞在口袋里。其他人还是不管,就他管。他重复他的标准动作和标准用语,我头都不回,一边走,一边掏出证件,在空气中划一道美丽的弧线,快意十足。
办公楼那个,与我无关,我还是记住了他。那天下楼,看见了他,一个新兵。看见他时,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大睁着,嘴却紧闭着。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站在新兵的对面,手在空中划拉,嘴里也压了子弹。那个人没有把子弹咽进去,一颗一颗悉数出膛。我听见弹壳落地的脆响,闻到了空气里弥漫着的火药味。新兵站在那里不动,任凭污言秽语子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新兵的眼里渐渐有泪。我看见了他眼里闪动着的泪花。他在拼命地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眼泪。我的心里有种东西在生长,不可遏止。我想,如果我朝着那个人的鼻子来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仅仅只是想,拳头在我裤兜里龟缩着。看着那个扭曲着的脸,看着新兵眼里含住的泪,突然,我眼睛后转,看见了我自己,内心的锈迹,斑斑点点。
我扯着那个人的胳膊,逃一样地走向门外。那个人一边走,一边继续发射他愤怒的子弹。从那些密集的子弹里,我大致明白了,他没有证件,又不愿登记,说上楼取个东西就下来,五分钟。新兵拦截了他。
我想新兵下了哨位,回了营房,也许会哭。他在哨位上不会哭,一个战士,怎么会把眼泪流在哨位上?他在哭声里也许会遥遥忆起故乡,村庄,河流,和亲人。他也许会记起少年时从军的梦想,冲锋,冲锋,勇敢地冲锋。他也许会越哭越来劲,他是一个战士,却上不了战场,只有脚下巴掌大的哨位。他会一遍一遍地回忆,反思,倒底自己错在哪里?我是警卫,我的哨位就是我的战场,我唯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拦截。可是,为什么,我的身上弹痕累累?
他们只是千千万万和平年代的战士的一部分,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城市或者乡村,新兵训练完了以后,他们又像种子,撒播到全国各地,都市,或者边关。他们带着梦想而来,又带着梦想而去。我们每天都会看见他们,这个或者那个,一样的语言,一样的神情。有时候,我们忽视他们的存在,有时候,我们厌烦他们的存在。他们并不在乎,只是坚守,坚守一个战士应该坚守的。坚守他们的哨位,坚守他们的职责。一个能够坚守的人,哪怕他是一个新兵,难道不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敬重?
我向大院里所有的警卫们承诺:再不骑车带人,再不有意摘掉证件,再不用恶狠狠的目光,和他们较量。
我也向我自己承诺:坚守我该坚守的,我的战场,和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