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消失的古城墙

    　　城墙——拔地而起，砖砌土夯；御敌安民，威镇一方。这些饱经朝代更迭、惯闻鼓角争鸣、雄踞郡县州府的庞然大物，如今要想一睹她的真容实貌，除了专程奔赴八达岭、嘉峪关以及平遥县等少数几个历史文化遗产之地，或者到屈指可数的几家人工雕琢的影视城里，才能略见其一斑外，那就只有钻进二十五史和浩瀚的文艺作品中寻踪觅迹了。

    然而，我却在上世纪的70年至76年，以四新矿唯一紧靠城墙的单身住民身份，不！不是唯一的，还有那么多老师、学生、职工与家属，一同见证了矿子弟学校北面那段足足一百多米长的高耸的古城墙，据当地老人说，那就是凤台县（晋城县前身）之因凤凰在此城墙高台上降落过而得名的风水宝地，在经历了它痛苦的战栗和频繁的剥蚀后，默默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钢铁履带之下，并以它的牺牲迎来了矿山的振兴。提起那段日子，那段古城墙，就象一场难以忘怀的梦境，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七零年九月初的一天，我们山西大学中文系六四届乙班的三位同学，一起被国家对文革中最后两届大专院校毕业生所谓“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山区、面向边疆”的“四个面向”政策，分配到了家乡所在县的晋城矿务局四新矿子弟学校任教。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后，已有“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头脑中装满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观念，光在昔阳县战备疏散的八个月中就把“毛选四卷”集体通读通学了至少五遍，所以来到矿务局机关组干处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到四新矿组干科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可能因为我们仨都是学文的缘故吧，最后一块分到了矿子弟学校。到了学校，回答校领导的依然是服从分配，学校因时制宜的安排我任语文教师，另两位一个任体育教师，一个任美术教师。更有所学非所用的，分配到矿上的山大外语系的一位女生到选煤楼拣矸，山大生物系的一位女生到生活科发文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大学六年（本来是五年制的本科，因文革推迟分配一年）中，一年搞半农半读，一年搞四清，一年串联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年“文攻武卫”一年回家逍遥躲武斗，一年在昔阳县战备疏散、搞一批双打、种大寨田。特别是在昔阳县的那段岁月，已经厌倦“文革”派战的大龄男女们，对“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的生活，由六六年的忠于六七年的狂热六八年的迷惘到六九年的麻木再加上许多人结婚生子以寻求慰藉与逃避，导致穷愁潦倒免不了觍着脸皮向贫穷的父母伸手要钱聊以度日，所以，想都没想过花费些时日去找个关系后门分配个好工作，便不假思索地悉听分配，赶快到岗去上班，熬够一个月好领取每月43。5元的薪酬，都二十六岁了，不好意思还让父母养活啊！

    仨人背着行李，我的行李上还插着洞箫与笛子，有点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只是耳旁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从四新矿办公楼出来，沿着工人师傅指点的朝城墙方向的一条土路向小学校走去。十八年寒窗苦用功，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能为国家效力了，能为父母孝敬了，能为妻女赚钱了，能以学以致用了，脚下登登的，心中热热的，眼中潮潮的，突然，路西一座大楼（后来知道就是被炸毁过的西大楼）的墙上从北到南贴了一条人身攻击的长长的标语好家伙，四十多个字，不吸一口气还真一下子念不下来呢。我们仨人相视窃笑，没有标点，语句不通，尤其让人不解的是，远离省城的煤矿“文革”的火药味儿怎么还这么浓呢？

    小学校很好找，就在城墙之南。城墙约有三层楼高，因了年代的久远，外面的墙砖早已不知去向，裸露出夯捣过的一层层土塄。这就是凤凰落过的高台吗？这就是凤台县的屏障吗？当年该是如何的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沧桑，这就是岁月。我们仨被校领导安排在城墙西南侧的单身职工宿舍内。说是宿舍其实只是放了三张铁皮焊框架碎木板拼接的床而已，称家徒四壁一点也不夸张。不久我便被重新调整到新成立的工读班（相当于技校的职业技术班），一边代语文课一边当铁匠——在学校为工读班开办的校办工厂里负责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与劳动技能，并为矿上提供道钉、螺丝等。因了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基础，我在同龄人中可谓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从初中到大学，班里要评劳动模范，我肯定名列前茅。所以，我不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被矿务局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了照片，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得好的典范，往光明日报投过稿呢；而且整日双手抡着大锤，眼前火星飞迸，还创作了一首不短的诗歌，被晋东南报（太行日报）发表“丁丁当，火花飞，师傅掌钳我抡锤”就是我四年铁匠生活的写照。当一位双职工教师搬到矿家属房后，我便搬到了他那里——紧靠城墙的那间房——虽然据说十分潮湿，墙皮不时地沙沙沙剥落，但总算单身“有其屋”了，要知道，妻子在“农业学大寨”的繁忙间隙，来城里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时好歹有个落脚之处了，何况这时我女儿已开始呀呀学语、蹒跚学步了，城里和矿上比起农村来毕竟是“大世面”哩。

    渐渐地便和师生们熟悉并“打成一片”了，交流中，我不断得知一些来自“解放四新矿”时的惊人信息，特别是被炸死的几十具尸体，当年居然都血肉模糊、白骨森森地停放在我代过课的那些个教室里——因为当铁匠可以有更多可调剂的机动时间吧，我居然先后给好几个初中班代过语文、历史、地理、农业基础知识和生理卫生，还兼任过图书管理员，到过的班级教室自然多些。他们中当时见过那情景的形容说恕我按下不表省略了吧，否则会做噩梦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新近有一本记实晋东南文革武斗的书叫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此中有专篇血火四新矿记述那段动乱的岁月，叫人不忍卒读。但其中我所熟悉的两个人不说出来这辈子会不安的。

    1967年10月31日，海字0115部队文工团晚上在四新矿二食堂（那时还没有俱乐部、大礼堂）慰问演出时，突然震天动地一声巨响，西大楼爆炸了，十三人当场死亡，十二人重伤，轻伤数十人，那可是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格平同志当天来过晋城县、到过四新矿，来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刚刚离开不久发生的惨烈事件。据说半座大楼被炸得不翼而飞，那从天而降的瓦砾与血肉洒满了大楼周围，洒向距离几十米外的城墙上下，离奇的是一位躺在床上休息的矿工，被那爆炸的气浪整个端起，在空中飞了几十米后还平平地落在了城墙脚下，居然还在床上躺着没掉下来，其人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惊恐之余的职工不无庆幸地说，要不是那天大部分职工去看演出，那就不是伤亡这点人了。

    死亡的十三个人中，竟然有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刘子谦，一个是我同村同姓的在四新矿保卫科工作的段完德，两人都是二十来岁，正是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刘子谦是大同人，身体十分结实，讲一口浓重的大同话，酷爱文艺，吹得一手好口琴，那时的流行歌曲，没有他不会的。对电影刘三姐里的一首首对歌那是唱得滚瓜烂熟，而且十分动听；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天生一个乐天派，因未考上大学而被招为四新矿工人，他心灵手巧，颇讲义气，不想“上班未几身先死”矿山少了唱歌人。段完德与我同宗同族，从小丧母，饱受恓惶。娶了邻村一位漂亮姑娘。妻子为他生了两个白胖的儿子，属于村里寥寥几个在外工作让人羡慕的家庭。完德上小学时和我在过一个复式班里，人很精明，手又灵巧，记得他会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头像，雕好后用融化好的锡液浇灌进去，经冷却变成硬模，沾上墨汁或水彩就能在书中或纸上印出来，我当时对他很是佩服。据目击者讲，完德当晚爆炸前正在擦洗自行车，准备次日回家探看老父及妻小，正当娇妻爱子巴望时，不料一响命归西。要不然，我到四新矿后岂不又多一个同学，多一位老乡？

    还有一件巧合得令人窒息叫人心痛的酷烈事件，就是“解放四新矿”时一发横空而来的炮弹，据说是群众组织土法制造出来的，尖叫着，飞舞着，不偏不倚地正好滚进了城墙下临时挖出的防空洞里，将躲藏在那里的11名家属、孩子们炸得血肉横飞，尸骨不全，死者中有我教过的学生们的母亲和弟妹们，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其平均年龄竟不足18岁。呜呼“文革”之伤，何烈如此！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尤其是那位母亲怀中的胎儿，未见天日，先闻炮声，可怜小命，不亦哀哉！

    城墙，我诅咒你，你不是矗立在那里阻挡枪炮箭簇吗？为何偏偏让那些手无寸铁孱弱无助的妇女与儿童遭此荼毒死于非命呢？唉，也怨不得你，连堂堂国家主席、赫赫功勋元帅也自身不保，何况尔等乎？

    我硬着头皮忍着泪滴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杜撰小说演义，而是三十多年前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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