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坪村的八个月

也办了学习班。那是在学校时，派性高音大喇叭一天到晚震耳欲聋，喋喋不休，当播音员反复念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睡意朦胧的李某某随即骂了句“照你妈的x办事”一上纲上线，不是恶攻是什么？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唱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李某某大放厥词，改成“买上一根红萝卜，给我喜儿插起来。”不是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是什么？诸如此类，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焉有不被批斗之人？

    戴某某同学在自己简陋的小木箱上贴了一张画报，开会时板凳不够坐，他便坐在了上面，起身后，被人发现上有伟大领袖的形象，这还了得？于是乎，几十天的学习班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

    文三甲有个叫贺中笑的人，据说是中文系老教授贺凯在定襄县的本家侄子，因为在中学时成立过一个什么组织，被定为反革命性质。该班级同学已经毕业分配，纷纷走上工作岗位，贺中笑却因为反动组织问题被留在了文二乙班，用以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记得贺中笑同学高高的个子，却过早的被阶级斗争压得佝偻了腰脊，在安坪的八个月中，郁郁寡欢，形单影只，没有见他笑过，除了在学习班上也没有见他说过话。

    我们常常要到校总部所在地下思乐去开大会，大会提出要大张旗鼓地抓大案要案：如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特务集团案”、“里通外国案”、“反标案”、“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案”以及“纵火烧楼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等。由集团案件滋生出外围案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卫。正如一副对联所言：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横联，阶级斗争为纲。

    山大校党委统战部部长王西先生，原先当过中文系的系主任，在清队中被押回中文系办学习班，罪名是隐瞒历史，混入党内，令其交代入党介绍人。因长期患有脱肛等老年疾病，不堪忍受几天几夜车轮战术的批斗，半夜乘人不备偷偷起来，一头栽进老乡院里的茅厕坑中。昔阳的厕所其实是一口缸上面砌了几圈儿砖而已，浅浅的大约不到一人深。王西先生想栽进去一死了之，却未料到只能头颅进去，肩膀以上根本淹不住，所以屎尿吸了不少，呼噜呼噜地被郭志仁等同学发现拖了出来，满身粪便，臭不可闻，用水冲洗多遍，仍难以近身。他盘坐在院子当中，一边摇动着惨不忍睹的身子，一边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和林彪语录，一边诉说着某某与某某等同学的长长短短，似乎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迹象。后来果不其然，未等医生接手诊治，几个人用小平车拉他到县医院的半路上，就一命呜乎了。他用自尽来抗议，来声辩，来维系高贵的自尊。然而，这边尸骨未寒，这边就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会接二连三，什么“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大寨毗邻的安坪老乡们可不尿这一套，寻到系总支、工宣队，声称：你们不许来我们这里宣传什么“上帝”之类的迷信；系领导解释说这是毛主席语录，老乡们反唇相讥说，那也只能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你们都不许说。

    教育系吴倜教授，高度近视，有洁癖。听教育系的学生们说，他出身寒门，学业超群，英语极其出色，参与编写大学教材。仅仅因为吃不惯又粗又硬的包皮面条，又不知如何处置，就悄悄倒进了厕所，被另一个“专政对象”打了小报告。工宣队便带着学生狠批猛斗吴教授。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糟蹋劳动人民血汗”“反动学术权威本性不改”推推搡搡，恶言冷语。吴先生瞬间受辱，痛不欲生，当晚就跳了井。据说他临死前将自己所有物品拾掇得井井有条，后事交代得明明白白，衣服穿得齐齐楚楚，足见其愤世嫉俗，以死明志之节操。

    历史系有位炊事员，因解放前在阎锡山的特务连当过兵，于是被当成大特务批斗。此特务连不过是阎锡山部队中某团负责通讯联络的，此连有报话机，还养着些骡马和信鸽，此人就是专门负责豢养信鸽的特务兵。他如实交待了，却无人相信，工宣队怀疑他是老奸巨猾的潜伏大特务，必定负有不同寻常的特定使命，用尽手段逼其就范。此人大喊冤枉，刀捅肚子，自寻短见，幸亏未及要害，终得死里逃生。

    仅仅所谓“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一案，校内外被牵连受审查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8人被迫害致死，7人无辜坐牢，80人挨过打。如物理系教师王政久跳井自杀，化学系学生王新亮投窑自尽，校武装部长巩二成、中文系学生王志安在批斗会上背捆绳索，又被扭至胸前，在声振屋瓦的口号声中，终使双肩脱臼，大汗淋漓，不忍目睹。

    历史系的韩石山因为写日记也办了学习班。他后来被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他曾回忆说：“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吾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半年多时间里，你批我，我斗你，在老师和学生中，随时都可揪出阶级敌人来。那种恐怖气氛，非经历者难以想象。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被批斗时能排成长长的队伍，是那个时候司空见惯的“景观”

    还有，包括“一打三反”运动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残生命，摧残灵魂，更摧残文化，摧残青年。让你啼笑皆非，让你无所适从。

    有一天，几个同学相约去周边村庄溜达，见一墙报在前，便上前浏览：“曰：红太阳从心脏升起，，此乃文硕无胜也，众思术高也”落款是天津在昔阳县的插队知青。大家琢磨半天，不知所云，中有一位脑筋灵活者再三推敲后作恍然大悟状说，应该是插队知青想用古文来表达这样的意思：“红太阳”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心脏”指首都北京；“文硕”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胜”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众思术高”指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技术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古文学到这种路数，真叫人忍俊不禁，无言以对。

    我们在昔阳安坪所亲历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高潮时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标语，展现了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的批示是：照办。

    2月3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1月31日发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做出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也于2月5日同时发出。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山西大学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随之中断为止，学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就有265人；还有虽未被立案，但在各种场合受到批判斗争的教职工147人；两项共412人，占当时全校教职工的34.3％，有的系、部门竟高达60％。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名家属和学生被审查、批斗，很多人受到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

    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

    其中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自杀身亡达二十万人。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人。

    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二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摘自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安坪村的老百姓把老师们称作是老大学生，把同学们称作是小大学生。我们从入学算起。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学制本来是五年，因为来昔阳县战备疏散推迟一年分配，也是六年。三六一十八年，年龄最小的也都二十五六岁了，何况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也都结婚成家甚至生儿育女了。更有甚者，家在农村糠菜半年粮的父母妻小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快快挣钱养家糊口，而我们却在昔阳县战天斗地“一打三反”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啊？

    安坪村的八个月，既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多少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970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怀揣着好不容易盼来的毕业分配通知书，乘上几辆大卡车，迤逦奔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最终通通集合到阳泉火车站。经过“一打三反”大家不约而同，心知肚明，相顾无言，噤若寒蝉，没有激动人心的告别，没有恋恋不舍的温情，没有语重心长的祝福，没有踌躇满志的期冀，有的只是默默无语的眼神，藏在心底的良知；有的只是割不断的同学情，忘不了的乡土味儿。再见了，昔阳县，再见了，安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