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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居1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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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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