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潘玉良没有舍弃这个迟来的天赋,她舍弃了男人,舍弃了那个爱恨嗔欲的城邦,舍弃了那个不能给女人自由灵魂的国度,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过去。
但她完成了自我。
她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没有办法再后退依赖,于是也等于没有牵绊。她一路往前奔。一幅幅美丽的女体,带着国画的白描,西方画的油彩,自她手中,如蝴蝶翻飞。
在画廊里,光线昏暗,她穿的旗袍小巧细致的挂着金扣子。画廊里静静的。我凝视着她的画,眼睛泛湿。在爱情与自我之间,选择何其困难。大的自我是梦想,小的自我是日常生活里的尊严。
但是我知道,如果选择的是我,我必定会先选择爱情。除非这一切被逼到了尽头,我才会放弃,去找我自己。
没有爱情的人生,我没办法想象,没有自我的人生,我相信能承受着。
我不是才女,我没有出息,也没有特殊的天赋,但我对爱情的从不灰心,我一直以为那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天分。
不怀疑,不害怕,也许会伤心,但我还是要爱。
我尊敬潘玉良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一笔一笔画着自己的选择,每添一笔,她也许都更坚定自己的放弃或离去。
但我没出息,我宁可自己很平凡,爱的人却能在我身旁爱我,而我也爱他。选择自我,也许很璀璨,选择爱情或许很平凡,但都是一种女性的人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时间告诉我们爱情已经死亡,我也会欣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我对爱的义无反顾,那一种纯粹,放弃自我,是我对爱最大的能量。所以如果有一天必须结束,我也会感激,我曾尽心尽力地去爱过。
我对爱情不灰心。
self
离开家的那一天
那一场雪
今天买了好多书,回家的时候,长筒靴踏在湿漉漉的路上,台北仿佛下了一场雪。
天气转冷了,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还要加一件薄薄的黑外套,而帽子戴得低低的,一个人的面目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
进书店的时候,天色还是亮的,等逛完走到外面,才发现已经暗了。曾经是一个好害怕夜晚的人,只要天一黑就没安全感。有一段日子仿佛黄昏症,一到黄昏就开始努力地打电话给每一个认识的人,约吃饭、约聊天、约跳舞、约唱歌。深怕夜里剩下自己一个人,望着黑沉沉的夜,孤单的身影无所遁形。
是那么害怕孤单的青春期。
十六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著高中深蓝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离家的平常,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拿着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清晨的七点,应该我每天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甚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但是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十二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色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打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里。才十六岁,白围巾围着脸,好象很苍白的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十二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忽然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的父亲。
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地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同学几百人,脚一直发抖,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象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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