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