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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一九四九年以后,城市逐渐农村化,以上海最为明显。

    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

    废都里有庄之蝶的菜肉买单,没有往昔城里小康人家的精致讲究,却像野战部队伙食班的军需。明清以来,类似省府里庄之蝶这样的大文人,是不吃牛羊猪肉的,最低的讲究,是内脏的精致烹调。

    因此我想这废都,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读废都,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小说主角未央生并非想物质精神兼得,这一点倒是晚明人的聪明处,也是我们后人常常要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摹写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汉语里是东汉时就开始出现“颓废”这个词,我怀疑与当时佛学初入中土有关。汉语里“颓废”与“颓丧”、“颓唐”、“颓靡”、“颓放”意义都不同,我们要仔细辨别。

    顺便提一下的是,废都里常写到“啸”这啸是失传了又没有失传。啸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着墙根儿遛嗓子,啸与声带无关,是口哨。我们看南京西善桥太岗寺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的砖画,这画的印刷品到处可见,其中阮籍嘟着嘴,右手靠近嘴边做调拨,就是在啸。记载上说阮籍的歌啸“于琴声相谐”歌啸就是以口哨吹旋律。北宋儒将岳飞填词的“满江红”其中的“仰天长啸”就是抬头对天吹口哨,我这样一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岳武穆不严肃,像个阿飞。后来常说的翦径强盗“啸聚山林”其中的啸也是口哨,类似现在看体育比赛时观众的口哨,而不是喊,只不过这类啸没有旋律。

    66

    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来说。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长期的一个心结。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若详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艺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但北京话太接近普通话,俗语而在首善之区,所以得以滑脱普通话的规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没有占到便宜。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内地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毛泽东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刘少奇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内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对这一点特别触目惊心。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出另外的样貌,又因为属北方方言,虽是天子脚边作乱,天子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这种便宜。

    67

    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小说很怕有“腔”“寻根文学”讨厌在有股“寻根”腔。

    真要寻根,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根的束缚?

    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寻根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部分是生意眼。

    但是“寻根文学”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根”则是开始有改变自身的欲望。

    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68

    不过“寻根文学”却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

    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魔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要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根文学”才从催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出去。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世俗之气漫延开了,八九年前评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

    像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弓马娴熟。江苏范小青等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青春小说和电影是一个很强的类,我曾巴望过“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青春片”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等了许久,只有一部我的同学们算是张望了一下。看来“第五代”真地是缺青春,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这正是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多数在走的道路,努力摆脱欧洲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余韵,接近二十世纪爱略特以后的距离意识。

    当然这样粗描道不尽微意,比如若以不能大于浪漫的状态写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又比如醋是要正经粮食来做,不可让坏了的酒酸成醋。总之若市上随手可买到世界各类“精华糟粕”只做闲书读,则许多论辩自然就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69

    我读小说,最怵“腔”古人说“文章争一起”这“一起”若是个“腔”不争也罢。

    你们要是问我的东西有没有“腔”有的,我对“腔”又这么敏感,真是难做小说了。

    一个写家的“风格”仿家一拥而仿,将之化解为“腔”拉倒。

    我好读闲书和闲读书,可现在有不少“闲书腔”和“闲读腔”搞得人闲也不是,不闲也不是,只好空坐抽烟。

    又比如小说变得不太像小说,是当今不少作家的一种自觉,只是很快就出来了“不像小说”腔。

    木心先生有妙语:先是有文艺,后来有了文艺腔,后来文艺没有了,只剩下腔,再后来腔也没有了文艺是早就没有了。

    70

    抱歉的是,对台湾香港的小说我不熟悉,因此我在这里讲中国小说的资格是很可怀疑的。

    在美国一本中文小说总要卖到十美金以上,有一次我在一家中文书店看到李昂的迷园,二十几美金,李昂我认识的,并且帮助过我,于是拿她的书在手上读。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

    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

    不过我手上倒有几本朋友送的书,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等的小说,看过朱天文七九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七九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

    我自与外界接触,常常要比较年月日,总免不了触目惊心,以至现在有些麻木了。依我的感觉,大体上台湾香港的文学自觉,在时间上早于内地不只五年。你们若问我这是怎么个比较法,又不是科学技术体育比赛,我不知道,不过倒想问问内地近年怎么会评出来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而且还印在名片上到处递人,连古人都不如了。

    我向来烦“中学生作文选”记得高一时老师问全班若写一座楼当如何下笔,两三个人之后叫起我来,我说从楼顶写吧。不料老师闻言大怒,说其他同学都从一楼开始写,先打好基础,是正确的写法,你从楼顶开始,岂不是空中楼阁!

    我那时还不懂得领异标新,只是觉得无可无不可。后来在香港看一座楼从顶建起,很高兴地瞧了一个钟头。

    平心而论,七九年时内地的大部分小说,还是中学生作文选的范文,我因为对这类范文的味道熟到不必用力闻,所以敢出此言。而且当时从域外重新传进来的例如“意识流”等等,也都迅速中学生文艺腔化,倒使我不敢小看这支文学队伍的改造能力。

    另外,若七九年的起点就很高,何至于之后评家认为中国文学在观念上一年数翻,而现在是数年一翻呢?

    电影亦是如此,八三年侯孝贤拍了风柜来的人,十年后内地才有宁嬴的找乐的对世俗状态的把握。

    71

    既然说到世俗,则我这样指名道姓,与中国世俗惯例终究不合,那么讲我自己吧。

    我的小说从八四年发表后,有些反响,但都于我的感觉不契腻,就在于我发表过的小说回返了一些“世俗”样貌,因为没有“工农兵”气,大家觉得新,于是觉得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其实可能是“旧”味儿重闻,久违了才误会了。

    从世俗小说的样貌来说,比如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提到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用惯的大话引开了。

    语言样貌无非是“话本”变奏,细节过程与转接暗取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意象取史记和张岱的一些笔记吧,因为我很着迷太史公与张岱之间的一些意象相通点。

    王德威先生有过一篇用<棋王>测量<水沟>的深度,水沟是台湾黄凡先生的小说,写得好。王德威先生亦是好评家,他评我的小说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我认为这看法是恳切的。

    你们只要想想我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等就不难体会了。

    72

    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

    文学的变化,并不相对于政治的变化“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来不及有这种自觉,所以我这个晚辈对他们的尊重,在于他们的不自觉处。

    近年来有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很引起轰动,我的朋友们看后都不以为然。我读了之后,倒认为是一部值得留的材料。这书里有一种歪打正着的真实,作者将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构成的皮毛混杂写出来了,由新文学引进的一点欧洲浪漫遗绪,一点俄国文艺,一点苏联文艺,一点工农兵文艺,近年的一点半商业文化和世俗虚荣,等等等等。狭窄得奇奇怪怪支离破碎却又都派上了用场,道出了五十年代就写东西的一代和当年上山下乡一代的文化样貌,而我的这些同代人常常出口就是个“大”字“大”自哪里来?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算得是难得的野史,补写了新中国文化构成的真实,算得老实,不妨放在工具书类里,随时翻查。经历过的真实,回避算不得好汉。

    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

    73

    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而且“颠覆”这个词,我的感觉是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阴影下。

    我总觉得人生需要艺术,世俗亦是如此,只是人生最好少模仿艺术。不过人有想象力,会移情,所以将艺术移情于人生总是免不了的。

    我现在说到“五四”当然明白它已经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已经成为当今思维的丰富材料之一,可是讲起来,不免简单,也是我自己的一种狭隘,不妨给你们拿去做个例子吧。

    74

    近几年来,中国小说样貌基本转入世俗化,不少人为之痛心疾首,感觉不出这正是小说生态可能恢复正常的开始。

    说到世俗,尤其是说到中国世俗,说到小说,尤其是说到中国小说,我的感觉是,谈到它们,就像一个四岁的孩子,一手牵着爹一手牵着娘在街上走,真个是爹也高来娘也高。

    我现在与你们谈,是我看爹和看娘,至于你们要爹怎么样,要娘怎么样,我不知道。

    爹娘的心思,他们的世界,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出来,但大部分时间里,小孩子是在自言自语。我呢,无非是在自言自语吧。

    我常常觉得所谓历史,是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我的身就是这样一种身,感当然是我的主观,与现实也许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们也许看得出来我在这里讲世俗与小说,用的是归纳法,不顺我的讲法的材料,就不去说。

    我当然也常讲雅的,三五知己而已,亦是用归纳,兴之所至罢了。

    归纳与统计是不同方法。统计重客观,对材料一视同仁,比较严格;归纳重主观,依主观对材料有取舍,或由于材料的限制而产生主观。

    你们若去读“鸳鸯蝴蝶派”或去翻检书摊,有所鄙弃,又或痛感世风日下,我亦不怪,因为我在这里到底只是归纳。

    75

    科学上说人所谓的“客观”是以人的感觉形式而存在。譬如地球磁场,我们是由看到磁针的方向而知道它的存在;回旋加速器里的微观,射电天文望远镜里的遥远,也要转成我们的感觉形式,即是将它们转成看得到的相,我们才开始知道有这些“客观”存在。不明飞行物,ufo,也是被描述为我们的感觉形式。

    不转成人的感觉形式的一切,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学“想象”无非是现有的感觉形式的不同的关系组合。

    我从小儿总听到一句话,叫做“真理愈辩愈明”其实既然是真理,何需辩?在那里就是了。况且真理面对的,常常也是真理。

    当然还是爱因斯坦说得诚恳:真理是可能的。我们引进西方的“赛先生”上百年,这个意思被中国人自己推开的门压扁在外面的墙上了。

    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辩论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无非你们再讲你们的“可能”就是了。我自己就常常用三五种可能来看世界,包括看我自己。

    谢谢诸位的好意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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