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袁世凯,从历史来看,他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君宪人物,这个人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崛起于军界,对于世界大势知之甚少,虽然编练了新式的北洋军,但那并不代表他是新派人物,从头至尾,他都是一个旧式官僚,纵然主持了“新政”和“预备立宪”,但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骨子那种在官场中长期浸淫出的旧时代气息,他要的立宪是限制满清皇帝的权利,而不是他袁某人的权利。
此人能够在清末政坛崛起,不是因为他多么的有才能,恰恰是因为朝中无人,挫子里拔将军,清廷也只好将就着用用了,再加上他为人精明,见风使舵,又很会钻营,这才得以爬上高位,趁着辛亥革命的动荡局面成为窃国大盗。
在赵北看来,袁世凯做官是个人才,但做新时代的国家元首就不行了,因为他看不清大势,看不清大势就会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惑,难以承担开国重担,开国元首必须具备能看清这种历史大势的眼光,但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这种素质的养成不仅要求这个人放眼四海、博览群书,拥有广阔的胸怀,更要有天分。
但穿越者就不一样了,历史大势就写在史书上,想看不清都难,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极大的弥补天分的不足。
在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中,袁世凯趁势而起,放着终身总统不做,却演出了一幕总统变皇帝的滑稽戏,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袁氏一死,北洋集团分裂,这些不同的军事集团各自寻求列强作为后盾,而列强也积极扶持代理人,从此中华大地军阀混战,纷纷扰扰了十多年,失去了最宝贵的发展机遇,可以说,袁世凯作为一个目光短浅的旧式官僚,应该为这一切负总责,他原本有机会做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但他没有抓住这个青史留名的机会,而是将自己置于千夫所指的地位,这既是他袁世凯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现在,既然赵北已经穿越到这个时代,那么,他绝不会允许这个悲剧重演。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袁世凯掌握大权,至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掌握全国权力!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中国需要一个短暂的军阀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只能也必须由赵北来开创,并由他掌握主动权。
但由于现在的历史轨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已很不一样,赵北一时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犹豫着不知该从何处着手,怎样才能在限制袁世凯权势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直到前几天,他慢慢理顺了思路,于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出现在他脑海中,只不过,这个计划太过冒险,是否实施,他尚未决定。
见赵北沉默不语,众人也都不敢插嘴,杨度耐心的等了片刻,只好由自己打破这种沉默,说道:“总司令,想必杨某的话让你有所触动。共和虽好,然不合国情,立宪虽不尽如人意,然可避免天下大乱,这天底下的缙绅士民,有几个愿把身家性命投到共和上的?如今朝廷既然答应速定君宪,已是顺应天下民心,又何苦要抱着一个‘共和’不放?你们革命党人主张‘种族革命’,可也得看看时候,难道旗人就不是中国人么?‘驱逐鞑虏’的口号固然可以挑起民众的狂热,可这个口号却给了日本人、俄国人机会!现在那些‘关外八旗’叫得凶猛,蒙古草原上的王公也在上蹿下跳,这背后难道没有列强的影子?现在立宪就在眼前,只要国体一定,列强自然没有了挑唆、插手的借口,所以,这‘革命’之说可以休矣。”
赵北暗自叹了口气,杨度说得未必没有道理,但这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于是不动声色的说道:“皙子,你这话说得不全对。其实,愿意革命的人也是有不少的,那些穷得活不下去的人,他们更愿意选择共和,而不是皇帝。”
杨度哼了哼,不屑的说道:“那帮草莽土匪造反,不过就是为了抢银子、抢官帽子,他们懂什么叫‘共和’?让他们来建共和,只会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徒增笑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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