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和守在马城吃火锅过年的时候,远在两千多里外的南阳郡丹水县境内,一群土包子出身的农民正在念叨着他的好。
昭家坞堡内,如今已经被邓海和陈贵改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司令部”,堡内士兵密布、戒备森严,存放着大量从丹水县城官库之中缴获的兵器、甲胄和箭矢,还有各种金银财宝、粮食、草料等等。
这些军资粮草,并非造反头领邓海和陈贵的私产,而是整个申息军的。为了防止个人盗用坞中积累起来的物资,田畴专门安排了三十名老兵和两百名新兵共同驻守看管,而他本人更是长期驻在堡内。
田畴在南阳无亲无故,孑然一身,由他负责监督管理这些来自不易的粮草物资,整个申息军上下都很信服。
因为“降租减息”运动搞得坚决彻底,所以附近各县的豪族和地主们不得不给租户们降低了田租,减免了以往的陈年旧租,使得丹水县内的穷苦百姓终于有了过年的余粮。
喝水不忘挖井人,虽然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知晓是谁在幕后主导了这场斗争,但申息军上下却是人人感念远在幽州的大公子的好。
刘和从南阳悄悄潜往冀州期间,正是丹水民变闹得最凶的时候。这场源自于三户亭的“降租减息”运动,因为幕后有高人艹纵和指导,所以姓质完全不同于前些年的黄巾造反,不仅没有被袁术派来的部队镇压下去,反而是越斗越勇,渐渐的成了气候。
黄巾流民造反时打出的旗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朝廷的统治,却没有明确的施政纲领和统一的行动指挥,所以破坏姓极大,却难以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只能采取裹挟的方式,犹如蝗虫过境一般,走到哪里就祸害到哪里,必然无法持久。
刘和亲自设计和点燃的这把“降租减息”的大火,不提推翻朝廷和官府这种大而空的口号,专门团结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佃农和流民起来与豪族和地主进行斗争,而且提出的要求也不是非常过分,只是逼着豪族地主们降低田租、减免陈年旧租的利息。
相比于黄巾蛾贼动不动就冲进郡县衙门将所有官员杀死,冲进田庄内将地主豪族全家杀光的做法,这种有限程度的对抗显然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比如说,抗租的农民当初把袁胤从丹水县城赶跑之后,并没有冲进城内烧杀抢掠,而是留下一些人守卫县城,更多的人则是转往附近的商密乡、南乡和顺阳等地继续开展运动,号召更多的佃户参与到这场集体抗争中来。
如果围攻县城的佃农租户们冲进丹水县城烧杀银掠一番,就像当初的黄巾祸乱一般作为,立即就会引起县内许多民众的激烈反对,毕竟居住在县城内的豪族大户只是少数,而更多的是普通民众。正因为他们受到了约束,没有这么做,所以获得了普通平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张勋率军来镇压时,城内没有人起来从内部捣乱和破坏。
又比如说,屈家坞堡主动给租户和佃农降租减息,结果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和拥戴,不仅没有在民变中受到任何损伤,反而得到了保护,而且还趁势兼并了昭家和景家的土地。昭家和景家为什么会覆灭?还不是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喜欢派出一些家兵横行乡里,强行收取田租,草菅人命!
除了提出“降租减息”的口号,刘和留给三户亭这帮土包子们的还有一个十分要命的观念,那就是武装自耕农!仅仅组织几次声势浩大的斗争是无济于事的,等到民变平息之后,大家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革命果实”很快就会被豪族和地主再度攫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租户和佃农们必须武装起来,始终保留一支具有威慑作用的力量,平时参加农耕劳作,一旦受到严重威胁时,则奋起反击。
刘和给田畴、陈贵和邓海等人留下的申息军,就是这样的一股力量。
或许,连刘和本人都不会想到,当初他离开南阳时,申息军的人数不过几百,可是到了年末之时,已经超过了一万!
这一万人,不是老弱病残的乌合之众,而是陈贵和邓海从各县各乡“造反积极分子”当中挑选出来的健壮男丁。这些后面加入进来的士兵,清一色的都是失去了田地的佃户和流民,用一句话说,就是穷的只剩下一条命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因为大家都有了“案底”,所以根本不用田畴进行鼓动,他们天然的就会走到一起来,牢牢地抱成团,共同面对来自豪族地主和官府的反扑与打击。
张勋率领一万大军前来夺取丹水县城时,田畴发动了丰乡城的两千多兵力,调用了屈家的私兵和申息军,凭借城池与张勋进行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身处最底层的青壮加入了进来,他们与申息军并肩作战,打退了张勋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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