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八章 迟来的拜见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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